早期教育：学习阅读的最佳年龄是什么时候？
我七岁时开始学习阅读，这是我上的斯坦纳学校（Steiner school，又称为华德福学校）的典型做法。我女儿在英格兰一所普通的学校上学，四岁开始学认字，这是大多数英国学校的典型情况。在我对教育的理解还是爬树、跳水坑时，看着她背字母、念单词，我不禁想知道不同经历是如何塑造我们的。她是否获得了至关重要的开端，是否将给她带来终身好处？还是在她应该享受自由时，承受了过多潜在压力？或者我只是过于担心了，而从什么年龄开始阅读和写作并不重要？
毫无疑问，语言是丰富多彩的，包括书面、口头、歌唱、大声朗读等方式，这些在我们早期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婴儿对他们在子宫里接触到的语言已经有了更好的反应。在孩子出生前和婴儿时期，父母就被鼓励给他们读书。有证据表明，我们在孩童时期与人交谈的多少，会对未来教育成就产生持久影响。书籍是丰富语言接触的重要因素，因为书面语言通常包含比日常口语更广泛、更细致和详细的词汇。这能帮助孩子们增加表达的范围和深度。
由于儿童早期的语言经验被认为对日后成功至关重要，因此在正式教育开始之前，学龄前学校就开始教孩子基本识字技能，这越来越普遍。当孩子们开始上学时，识字总是重点。这一确保所有儿童学会读写的目标变得紧迫起来，因为研究人员警告称，新冠大流行已导致富裕家庭和贫穷家庭之间的成绩差距扩大，加剧了学术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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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享受阅读的方式有很多。在纳米比亚的这所学校里，盲人和视障儿童学习盲文（Credit: Oleksandr Rupeta/NurPhoto/Getty Images）
在许多国家，正规教育从四岁开始。人们通常认为，早点开始教育能让孩子有更多时间学习和超越。不过，这是一场“教育军备竞赛”，家长试图通过私人辅导和教学给了孩子在学校的早期优势，一些家长甚至花钱让四岁的孩子接受额外私人辅导。
与几十年前以游戏为基础的早期教育相比，可以看到政策上的巨大变化，这基于孩子需要什么技能才能出人头地。在美国，这种紧迫性随着政策变化而加快，比如2001年的《不让任何孩子落后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推动将标准化考试作为衡量教育表现和进步的一种方式。在英国，孩子们在一年级（5-6岁）要接受测试，以检查他们是否达到了预期阅读标准。批评人士警告，这样的早期测试会让孩子们推迟阅读，而支持者则表示，这有助于确定哪些人需要额外支持。
然而，许多研究表明，早期过度学术化的环境几乎没有什么益处。2015年美国的一份报告称，社会对孩子在幼儿园应该达到的目标期望已经改变，这导致了“不恰当的课堂实践”，比如减少了游戏式学习。
“学校化”的风险
孩子的学习方式和环境质量非常重要。“幼儿学习阅读是小学教育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这对孩子在生活中取得进步至关重要，”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小学教育教授多米尼克·怀斯（Dominic Wyse）说。他和同校社会学教授爱丽丝·布拉德伯里（Alice Bradbury）发表了一项研究，提出教授读写能力的方式很重要。
他们在2022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英格兰学校系统对自然拼读法的高度关注可能会让一些孩子感到失望。自然拼读法是一种将口语单词或字母发音与单个书面字母放在一起进行“发音”的方法。
布拉德伯里说，一个原因是“幼龄学校化”导致了更早的正式学习。但用于评估早期学习的测试可能与阅读和享受书籍等文本所需的技能没什么关系。
例如，测试会要求学生“读出”和拼写无意义的单词，以防止他们简单地猜测或识别熟悉的单词。由于没有意义的单词不是有意义的语言，孩子们会觉得这个任务困难和迷惑。布拉德伯里发现，获得这些解码技能的压力，以及通过阅读测试的压力，也意味着一些三岁孩子已经接触到了自然发音法。
布拉德伯里说：“它最终没有意义，只不过是记忆，而不是理解上下文。”她还担心使用的书籍不是特别吸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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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语言是丰富多彩的，包括书面、口头、歌唱、大声朗读等方式，这些在我们早期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Credit: Xie Chen/VCG via Getty Images）
怀斯和布拉德伯里都没有提出晚一点开始学习阅读的理由，而是强调我们应该重新思考教育孩子识字的方式。他们说，当务之急是鼓励孩子对单词产生兴趣，并熟悉它们，使用故事书、歌曲和诗歌，所有这些都能帮助孩子学会单词发音，并扩大词汇量。
这一观点得到了研究支持，这些研究表明，学前教育对学习的好处会在以后逐渐消失。有几项研究显示，参加密集学前班的孩子在后期的学习能力并不比没有参加的孩子高。不过，早期教育可以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增加了从学校和大学毕业的可能性，并与较低的犯罪率有关。简而言之，上幼儿园对以后生活有积极影响，但不一定影响学习技能。
长远来看，过多的学术压力甚至可能导致问题出现。2022年1月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上了国家资助的、强调学术的幼儿园的人，在几年后的学业成绩比那些没有的人更低。
这与有关早期玩耍学习重要性的研究相吻合。例如，以儿童为主导的、以游戏为基础的学前班比以学术为重点的学前班有更好的结果。
2002年一项研究发现，“儿童较晚的学业成绩似乎因更积极、由儿童主导的早期学习经历而增强”，而过于正式的学习会减缓进步。该研究得出结论，“当孩子进入较晚的小学阶段时，过早地催促孩子可能会适得其反”。
类似地，另一项小型研究发现，在美国，与被随机分配到更“直接指导”环境的儿童相比，被随机分配到更多游戏环境的弱势儿童在23岁时的行为问题和情感障碍更低。
像这样的学前研究并没有揭示早期读写能力本身的影响，在单一地点进行的小型研究必须始终谨慎对待，但它们表明，如何教授识字很重要。早期教育之所以能在以后的生活中产生积极社会效果，其中一个原因可能与教育本身毫无关系，而是因为它提供了儿童保育服务。这意味着父母可以不受打扰地工作，为家庭提供更多的收入。
诺丁汉特伦特大学（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研究早期读写能力的高级心理学讲师安娜·坎宁安（Anna Cunningham）认为，如果环境在一开始就过于注重学术，会导致老师在考试和成绩上压力过大，进而影响孩子。“当然，用成绩来评判一个五岁孩子是不对的，”她说。父母对孩子在学校表现的焦虑也可能导致这种情况：根据英国一家教育慈善机构委托进行的调查，孩子的学习成绩是父母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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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在正确的支持下，孩子们可以在各种环境下学习阅读，比如孟加拉国达卡的这所露天学校（Credit: Anadolu Agency via Getty Images）
越晚开始，结果越好？
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提早行动。在包括德国、伊朗和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家，正式教育开始于六岁左右。芬兰被誉为世界上教育系统最好的国家之一，该国儿童七岁开始上学。
尽管存在明显滞后，但芬兰学生在15岁时的阅读理解得分高于英国和美国学生。根据这种以儿童为中心的方法，芬兰幼儿园充满了更多游戏，而没有正式的学术指导。
根据这一模式，剑桥大学2009年的一项评论建议，正式入学年龄应该推迟到六岁，给英国孩子更多时间“发展语言和学习技能，这对他们以后的进步至关重要”，因为过早开始学习可能会“损害五岁孩子的自信心，并对他们的学习造成长期损害”。
研究确实支持了推迟的想法。美国2006年的一项幼儿园研究表明，推迟一年入学的孩子的考试成绩有所提高。
另一项比较早阅读者和晚阅读者的研究发现，晚阅读者赶上了周遭阅读者的水平，甚至在理解能力上略高于早阅读者。德国雷根斯堡大学（University of Regensburg）的塞巴斯蒂安·苏盖特（Sebastian Suggate）是这项研究的主要作者，他解释，晚些时候学习能让孩子们更有效地将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与学到的单词匹配起来。“这是有道理的，”他说。“阅读理解就是语言，他们必须解开它背后的思想。”
“当然，如果你在早期就花更多时间在学习语言上，可以建立强大的技能基础，而这需要数年时间来培养。阅读可以很快学会，但语言（词汇和理解）可没有便利的技巧。这是一项艰苦工作，”萨盖特说。在一项研究不同入学年龄的研究中，他发现，早期学习阅读在15岁时没有明显的好处。
问题是，如果阅读能力不能通过早期学习得到提高，那为什么要进行早期学习呢？阅读兴趣和阅读能力的个体差异是一个重要方面。
坎宁安解释：“当孩子们开始上学或开始学习阅读时，他们的基本技能有很大不同。”她对接受斯坦纳教育的孩子进行了研究，这些孩子约七岁才开始接受正规教育。她必须排除40%的样本，因为这些孩子已经识字了。“我想这是因为他们准备好了，”她说。她还发现，年龄较大的孩子更愿意“从潜在语言技能方面学习阅读”，因为他们多了三年的语言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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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世界读书日是为了庆祝阅读的乐趣，并且越来越受欢迎。英国奥运金牌得主格雷格·卢瑟福加入了（Credit: Matt Alexander/PA Wire）
研究还表明，阅读能力与孩子的词汇量之间的关系比与年龄本身的关系更密切，而口语技能是预示孩子日后文学技能的重要因素。不过，许多入学的孩子在语言技能上落后了，特别是那些来自弱势背景的孩子。一些人认为，正规的教学可以让这些孩子获得支持和技能，而其他人可能在家里非正式地获得这些技能。这种想法得到了英国教育部门支持，他们表示，对口语水平落后的学生及早进行阅读教学是“缩小这种（语言能力）差距的唯一有效途径”。
还有人则支持相反的方法，让孩子沉浸在让他们能够享受和发展语言理解能力的环境中，是阅读成功的关键。有趣的学习环境有助于鼓励。怀斯说：“教学工作是评估孩子在哪里，并根据他们的发展水平给与最合适的教学。”2009年剑桥大学的研究报告也呼应了这一观点，并指出：“没有证据表明，与在玩耍中学习相比，花更多时间在课堂上学习的孩子从长远来看会‘表现更好’。”
坎宁安的女儿最近也开始学习阅读，她对理想阅读年龄的看法让人安心：“无论你在四岁、五岁还是六岁开始阅读，只要教授方法是对的就行。孩子们的适应力很强，他们会在任何环境中找到玩耍的机会。”
我们对早期读写能力的痴迷似乎没有根据，那么，仓促学习没有必要，也没有明显好处。另一方面，如果你的孩子很早就开始了，或者在学校提供阅读之前就表现出了对阅读的独立兴趣，这也很好，只要有足够的机会让他们在学习过程中获得乐趣就行。
*梅丽莎·霍根布姆(Melissa Hogenboom)是 BBC Reel 的编辑。她的书《母性情结》（Motherhood Complex）现已出版。她的推特账号是@melissasuzann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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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外语要趁早 最佳年龄段到底有没有
最近社交网站脸书上有一个英语语法测验，吸引了将近67万人参加，大部分人在20、30岁左右，最小的10岁，最大的70岁，主要来自欧洲的几个国家。
这项研究称，假如想流利掌握一门语言，例如主要想达到语法无懈可击，最佳时段在10岁以前。
研究结果发表在《认知》杂志上。报告称，数据显示学习语言确实有一个“关键期窗口”，这个窗口从10岁开始关闭，到17、18岁结束。
什么时候开始学外语才可能达到“以假乱真”、跟母语不相上下的水平？通俗说法是越早越好，孩子学语言快；专业说法也比较含糊 - 幼儿时期，而具体到最佳年龄段，或者说语言学习关键期，一直以来没有权威定论。
在中国，一般认为幼儿时期是学习外语口语的最佳年龄段，这样孩子长大后外语不但跟母语一样流利，发音也可乱真，具体年龄没有统一说法，但一般理解是5-6岁之前，也就是学龄前儿童。
[*]英媒：英国"虎爸虎妈"为子学中文也"疯狂"
[*]点评中国：BBC中英教育杨老师的几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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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一般认为，对于婴儿来说，母语和外语的区别不大
以往的研究认为，人在5岁以后母语思维习惯形成，发音机制逐渐稳固，学外语时会受到语音干扰和思维定式阻碍，难度加大。
英美等国近年来出现幼儿学中文热，依据大抵不外乎语言学习关键时期理论或类似的学说。
但这些通常针对口语，没有特别提及语法的掌握。
发表在《认知》杂志上的英语语法测验题目不难，基本上就是识别语法错误。同时，参加者要提供一些基本信息，包括年龄、学英语时间多长、怎么学的英语，是在本地学校还是出国留学学的，等等。
参加测试的人里，三分之一的人母语是英语，其余三分之二的人母语主要包括芬兰语、土耳其语、德语、俄语和匈牙利语。
研究人员用电脑模型分析数据，发现"最佳学习效率"在18岁出现拐点，但原因有待进一步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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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常言道活到老学到老，说的不是学习能力，而是学习的其他收益
报告联合作者之一，MIT脑科学与认知学教授泰南伯姆（Josh Tenenbaum）认为，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成年人的大脑已发育成熟，相对定型，不那么容易改变，适应性能也减弱。
“有可能出现了生理性的变化，也可能有社会和文化因素，”他说。
粗略地说，17、18岁之前属于未成年，之后则生活状态和轨迹不同了，也许上了大学，也许进了职场，也许从父母家搬出去独立生活了。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语言学习效率。
这并不等于说成年以后再学外语就是做无用功。记忆差了，但理解能力强了，学习环境更有利了，能否达到母语一样的水平因人而异，但学习的成效无可否认。
但是，关于学语言的“关键期截止年龄”，不少学者表示异议。
英国约克大学语言学教授维曼（Marilyn Vihman）认为，必须从幼儿时期开始学外语才能达到母语水平的说法值得商榷。
她说，有人从20多岁开始学一门外语，最后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这种例子也不少。
根据MIT的这项研究，她认为更有可能反映的是成年前后那段时间，大部分人的认知和学习能力不在上升，而是进入一个平台期。这样的例外也不少。
也有其他学者指出，上述研究只涉及语言的一部分--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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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学语言需要有环境、需求、互动和频繁大量的接触。
中国外语教学专家王初明在《外语是怎样学会的》一书里提到，学外语，年龄是无法改变的自然生理条件，但外部条件也很重要，四大关键包括语境和真实使用、交际需求和动力、大量接触和规律的掌握，以及互动和模仿样板。
从经验来看，青春期前学外语效率高，这点毋庸置疑，但即使是儿童学外语，离开这四个关键条件也达不到“母语程度”。
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提出，人类大脑里有一个“语言学习机制”，就像其他行为能力一样自然发育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跟语言学习关键期假设相呼应。
我们和语言的关系是如何在一生中不断发展，科学提供了一个更复杂的观点。这对很多起步晚的初学者是很大的鼓励。
广义上来说，不同生命阶段在语言学习上有不同的优势。婴儿时期，耳朵更为敏感，能分辨不同声音；儿童则能以惊人的速度掌握母语口音。到了成年，因为拥有更持久的专注力和读写等关键技能，我们能够不断扩充词汇量，甚至母语词汇量。
除了年龄增长，其他因素也会影响我们掌握语言的数量和效果，例如社交环境、教学方法，甚至爱情和友情。
爱丁堡大学发展语言学教授兼双语教育事务中心主任索拉斯（Antonella Sorace）指出，“并非所有事情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走下坡路。”
她举了一个“外显学习”的例子，即在教室里学习语言，老师在旁解释规则。索拉斯说，“幼儿非常不擅长显性学习，因为他们缺乏认知控制，注意力和记忆力也不足。成年人在这些方面要好得多，所以这是随着年龄增长而改善的。”
以色列的研究人员表示，年长的参与者能受益于在成长中获得的技能，例如更高级的解决问题的策略和更丰富的语言经验。换句话说，年级较大的学习者往往对自身和世界有更多了解，并且可以利用这些知识来处理新的信息。
儿童擅长的是隐性学习——通过聆听并模仿母语人士的讲话来学习。这种学习方式需要长时间和母语人士在一起。2016年，双语教育事务中心为苏格兰政府编写了一份关于小学普通话课程的内部报告。他们发现，对五岁大的孩子来说，每周教学一小时并不会带来实质改变。但如果有母语人士在场，即使只有半个小时，也能帮助孩子们掌握诸如音调这种对成年人来说非常困难的普通话基础元素。
易于习得
我们都是天生的语言学家。
婴儿时期，我们可以听到构成世界所有语言的600个辅音和200个元音。在一岁之内，大脑开始专注于接收我们最常听到的声音。婴儿开始就已经用母语牙牙学语。连新生儿都会模仿他们在子宫中听到的语言，带着口音哭泣。这种专门化的语言学习过程意味着放弃我们不需要的技能。日本婴儿可以轻而易举地区分“l”和“r”这两个音。而这对于日本成年人来说却比较困难。
索拉斯说，毫无疑问的，幼年阶段对于母语的习得非常关键。一些对遗弃或孤立儿童的研究表明，如果我们不能早点学习人类说话，之后就很难再弥补这方面的缺陷。
但令人惊讶的是，这种分离在外语学习中是不受影响的。
约克大学心理语言学家特伦基奇（Danijela Trenkic）说，“要理解的重要一点是，年龄伴随着许多其他事物一起变化。”儿童与成人的生活完全不同。所以特伦基奇说，当比较儿童和成人的语言技能时，“我们并不是在比较同类事物。”
她举了一个例子，对于一个搬去新国家的家庭来说，通常孩子们学习语言的速度会比父母更快。但可能是因为他们经常在学校听到这种语言，而父母可能只是独自工作。孩子们也可能感受到更大的紧迫感，因为他们要在社会上生存——交朋友、被接纳和融入圈子，掌握语言是至关重要的。而父母更有可能与懂他们的人交往，例如移民同胞们。
特伦基奇说，“在我看来，建立情感联结能让你更好地学习语言。”成年人当然也可以建立这种情感联结，而不仅仅是通过和母语人士发展爱情或友谊。2013年，一项针对初学意大利语课程的英国成年人的研究发现，和其他同学和老师建立联系有助于他们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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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与其他人建立情感联系的语言学习者更有可能坚持下去。
“如果你找到志同道合的人，那就更有可能继续使用一门语言，而且会坚持下去，"特伦基奇说，"这就是关键。你需要花费数年学习一门语言。除非有社交动机，否则很难坚持。”
今年早些时候，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项研究搜集了近67万人的线上问卷，结果表明，想要达到母语级别的英语语法知识，最好从十岁左右就开始学习，因为这种能力之后就开始衰退。然而，该研究还表示，时间久了，我们会说得越来越好，包括母语。例如，我们到30岁左右才能完全掌握母语的语法。这和之前另一个线上研究都表明，人到中年以前，即使母语人士也基本能每天学一个母语新词。她说，“人们有时会问，学外语的最大好处是什么？我能多挣些钱吗？我能变聪明吗？我能更健康吗？其实，掌握外语的最大好处是能和更多的人交流。”
特伦基奇本人最初来自塞尔维亚。在她20多岁搬到英国后，才能流利地说英语。她说自己还会犯语法错误，尤其是感到疲倦或紧张的时候。她后来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到，“但尽管如此，我可以用英语做很多惊人的事，这是最关键的。我可以欣赏最伟大的文学作品，我能写出达到发表水准的意义丰富、条理清晰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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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过去的研究评估了母语人士在语法方面的能力，而对一般的语言学习者来说，语法可能并非总是相关。
事实上，麻省理工的测试把她归类为英语母语人士。
在那间西班牙苗圃里，老师们用西班牙语唱着“生日快乐”，图书角里摆着希伯来文的《咕噜牛》（The Gruffalo），而校长自己却成了一个起步晚的语言学习者。兰普赛德在罗马尼亚长大，她在20岁时搬到国外，之后才掌握了英语。她的孩子则是在托儿所学习的西班牙语。
无法集中注意力的一代人如何专注学习？
[*]尼古拉斯·曼考尔-比特尔
[*]（Nicholas Mancall-Bitel）
2019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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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学生面临一个问题，但不是写在课堂黑板上的那种问题。今天的學生已经习惯于智能手机应用和流媒体平台的持续刺激，以至于无法在课堂上集中注意力。
Z世代（10-24岁）和α世代（0-9岁）出生在这样一个世界：电脑算法让他们只知以狂热的速度在电子设备上点击、滚动和滑动。
现在当老师的也有一个问题：该如何调整传统课程以教育随信息技术养大的学生？在传统教育上对此妥协是否要付出代价？
请注意
儿童早期大脑发育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题目。在过去几年里，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都在关注智能手机和多媒体并用对青少年注意力的影响。
《养育技术一代》（Raising Generation Tech）一书的作者泰勒博士（Dr Jim Taylor）说：“证据越来越多，是的，没有完全确认，可以争论，但有明确证据表明，信息技术、社交媒体，以及能随时即刻上网和使用智能手机正在伤害孩子的专注力。我们正在从根本上改变孩子们的思维方式和他们的大脑发育。”
[*]我们是否已经沦为手机和网络的奴隶？
[*]这个时候绝对不要碰手机和社交媒体
[*]千禧一代年轻人是否更加自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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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课堂上的注意力不仅仅有其自身的价值，而且还是通往更高形式学习的大门（Credit: Getty Images）
老师们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教七、八年级学生（12-14岁）的教师沙德（Laura Schad）说：“这是一个问题！一般的青少年能集中注意力的持续时间本来只有约28秒。”她说，虽然智能手机明显影响了她的学生的大脑发育，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却缺乏相应的师资培训。她2015年取得教师资格时，所学的内容并未包括教育应该如何适应这些数字原生代的学生。
信息技术的影响在最传统的学校课程中体现得最为明显，那就是阅读，尤其是现在的孩子们已从基于文本的数字媒体转向Instagram和Snapchat等全是图片和视像的社交应用程式。
“现在，学生们似乎发现，阅读复杂或冗长的文章，中间没有休息，会特别疲惫。过去，学生们似乎习惯于长时间阅读一篇文本，”赫尔曼莱姆巴赫小学（Herman Leimbach Elementary）六年级教师斯威夫特（Erica Swift）说，该小学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距硅谷不远。“你会发现孩子缺乏学习持久力，他们要求多休息，阅读的时候交头接耳，阅读时间一长有些人甚至干脆放弃。”
将文本阅读转移到电子设备上并不能帮助解决问题，这也说明问题已经超出了选择电子阅读还是纸质阅读的范畴。
泰勒解释说，注意力不仅有其自身的价值，而且还是通往更高形式学习的大门，尤其是记忆会反过来帮助学生更深入的理解。他说：“如果没有集中注意的能力，孩子们将无法处理信息。他们将无法将信息巩固到记忆中，这意味着他们对信息将无法进行解释、分析、综合、批评并做出某种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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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年轻的“Z世代”如何重新定义工作
未来的课堂
当学生似乎无法专注于时间长的授课时，许多老师就会把课程分成小块来教授。斯威夫特的学校所在的埃尔克格罗夫（Elk Grove）学区的技术整合专家德斯勒（Gail Desler）表示：“教师们的一个共识是，课程短效果就好。”
德斯勒还指出，有些老师开始上课时会进行正念练习，或者在学生需要集中注意力时让学生冥想。加州萨利纳斯（Salinas）的一名高中教师使用一款名叫“平静”（Calm）的应用程序来帮助学生冥想，但2013年的一项研究表明，任何形式的“技术休息”都可能抵消一心多用的焦虑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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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Z世代和α世代从未经历过没有互联网的世界（Credit: Getty Images）
一些老师还选择在“孩子们已经使用的平台上和他们见面”，比如YouTube和Instagram。教育出版商培生集团（Pearson）负责全球研究和观察的副总裁乔克西（Asha Choksi）举了一个例子：一位教师将自己做的一项科学实验拍摄下来，将其发布到YouTube上，然后在课堂上用这段视频来演示教材中学生看来可能枯燥的内容。同样，沙德通过Instagram让学生关注学习任务，提醒他们作业和即将到来的田野考察。
这些平台在反映学生兴趣时尤其可以延伸学生的注意力。比如有一些教师把纳粹宣传历史与网络欺凌联系起来，德斯勒赞许这些老师的做法。她说：“这是以学生看待自己的方式，把相关信息灌输到指定课程中。如果你把课程与此时此地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就会进入他们的世界，吸引他们参与。”
与此同时，像Flipgrid这样的专业学习平台，容许学生分享自己演讲的视频，并帮助教师吸引学生参与到他们习惯的媒体中。培生集团2018年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Z世代学生不喜欢纸质书，他们更喜欢视频，将视频看作是排在老师之后的第二信息来源。老师在孩子们已经参与并发布内容的平台上与他们见面，可以更好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社交媒体是否有害？证据和谜团在哪里？
[*]社交媒体压力大 一查吓一跳
一些学区已经将数字化迁移统一到谷歌教室（Google Classroom）这样的平台上。该平台允许学生和家长监控学生的成绩和即将完成的作业，追踪学生的表现，以便更好地了解学生在哪些方面落后于众。
信息技术甚至可以帮助修复其对学生阅读能力造成的损害。沙德说，她在费城的学校里，老师们用电脑来帮助阅读困难的学生。学校首选的阅读平台Lexia利用游戏方式鼓励学生参与。该程序还会根据学生的表现将其自动分组，让成绩优秀的学生在线下完成较高级的阅读课程，同时让成绩不佳的学生继续进行数字练习，直到他们完全消化课程内容。学生受到信息科技影响的程度不等，这种有针对性的方法有助于缩小他们之间的差距。
美国的教育科技领先全球，该国的教育科技公司在2018年共筹资14.5亿美元。但Flipgrid和Lexia等公司未来将面临越来越多来自海外的竞争。尤其是随着Knewton之类的美国教育平台向海外扩张，全球对改革传统课堂教育以适应数字原生代学生的兴趣也日益增长，东亚的教育科技产业正在蓬勃发展，以力图赶上这个潮流。“混合式学习”
然而，尽管一些教育工作者在课堂上拥抱新科技，多项研究表明，更传统的课堂教学方法可能更有成效。2015年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一项研究表明，伯明翰、伦敦、莱斯特和曼彻斯特的学校禁止学生上课时使用手机，这些地区学生的普通中等教育证书（GCSE）考试成绩因而有所提高。《学习技能周期》（The Learning Skills Cycle）一书的作者、神经科学教授克莱姆（William Klemm）指出，2014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和用笔记本电脑记笔记相比，手写笔记更有助于学生记住信息。
图像加注文字,一些老师把他们的课程制作成视频发布到YouTube上，让学生可以在他们已经常用的数字平台上受教（Credit: Getty Images）
在学校教授12年级社会研究课程的费城教师戴特（Sophia Date）也对花钱资助科技而非聘请更多教师的趋势提出了质疑。她说：“在课堂上对技术的推动是巨大的，但有时我认为钱应该用在更大范围、更必要的改革上。现在资助机构乐于出钱购买一套平板电脑或笔记本电脑，却不愿为一名教师提供一年的薪水。”
戴特表明，让学生都能接触信息技术对帮助低收入学生缩小差距仍然至关重要，但这不能取代系统性的变革。
学会思考
虽然信息技术损害了教育的某些方面，但也以不可预见的方式赋予了学生一些新的能力。培生集团的乔克西说：“有一种观点认为，年轻人有点冷漠，有点懒惰，被信息技术分散了注意力。事实上，我们真的低估了科技目前在儿童教育中发挥的作用，低估了科技赋予他们的能力，这种能力影响着他们的学习方式。”
例如，那些等不及老师提出问题的学生越来越愿意自己上网去寻找答案。乔克西说：“他们可能在学代数，还未上课听老师讲解或查阅教科书，已先去YouTube找寻解决问题的方法。”
斯威夫特补充说：“这才是你对孩子最终的期望。你希望他们提出新的问题，寻求新的答案。”
泰勒指出，现在信息在网上无处不在，唾手可得，成功不再意味着要博闻强记，取而代之的是批判性和创造性思考的能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数字媒体缩短了青少年专注力的持续时间，从而也就削弱了这些能力。
往往没有对基本事实进行廓清和科学地推演，宏大的叙述却更放大了当中细节和逻辑的缺失，只是中国公民缺少批判性思维的训练，更无法准确辨别专家的逻辑。
他说：“如果你想想扎克伯格、盖茨、桑德伯格以及所有那些在科技界取得成功的人，就会知道，他们的成功并不是因为他们会编写程式，而是因为他们会思考。”
数字原生代将继续贪婪地接受新媒体。教师别无选择，只能与时代一起进步，不仅要确保学生能够接触和利用新技术，而且要从根本上教育学生，在一个试图不断分散他们注意力的世界中如何取得成功。
谁说大学读人文学科没用？它可能让你终身受益
[*]阿曼达·鲁杰里
[*]（Amanda Ruggeri）
2019年6月18日
https://ichef.bbci.co.uk/news/640/cpsprodpb/B304/production/_107382854_p0755bpd.jpg 图像来源,NAPPY
在大学里，每当我告诉别人我在攻读历史学位时，人们的反应几乎一样：“你想当老师呀？”。不是啊，我想当记者。“哦。那你怎么不学传播学呢？”
在大学教育只属于少数特权阶层的时代，或许没人认为学位是直接进入职场的跳板。那个时代早已过去。
如今，学位已成就业的必备条件。它能降低你失业率50%以上。尽管如此，单凭学位并不能保证你找到工作，但攻读学位的花费却越来越高。在美国，私立大学的食宿和学费平均每年为48510美元；在英国，本地学生一年仅学费就高达9250英镑（12000美元）；在新加坡，上4年私立大学的费用最高可达69336新元（5.1万美元）。
为了学习而学习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但考虑到这些费用，就难怪大部分人想让自己的学位以更具体的方式带来回报。总的来说，他们已经做到了：比如在美国，拥有学士学位的人每周比没上过大学的人多挣461美元。
大部分人都希望这笔投资最大化，这可能会导致人们对高等教育产生一种实用主义态度。有人告诉你，想当记者？那就学新闻。想当律师？那就读法律预科。还不能确定？那就选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计算机），这样，你就可以成为一名工程师或IT专家。不管做什么，只要不是文科就好，包括自然和社会科学、数学和历史、哲学、语言这样的非职业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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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人文学科教育的好处是它强调教授学生去思考、批判和说服（Credit: BBC/Getty）
世界各地的言论和政策也表明了这一点。在美国，从参议员鲁比奥（Marco Rubio）到前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等政界人士都用人文学科来抖包袱（奥巴马后来道歉了）。在中国，政府公布了将42所大学建设成“世界一流”理工院校的计划。在英国，由于政府对Stem的过度重视，导致参加英语和艺术专业入学考试的人数分别下降了20%和15%。
这种做法存在一个问题。我们失去了解释和改变世界及提升自我的关键途径，包括提升个人幸福和参与、创造、宽容等价值观。
此外，我们其它学位的市场价值，以及对人文学科“毫无价值”的错识认识。一般情况，会让一些学生承受不必要的压力。最坏的情况，会让人们走上没有成就感的生活道路。它还延续了对文科毕业生的成见，尤其是精英阶层，这可能会使贫困学生和其他需要大学投资带来即时回报的人，打消攻读可能有回报学科的念头。（当然，这并不是此类学科存在的唯一的多样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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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技能，批判性思维
安德斯（George Anders）认为，我们对人文学科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在2012年至2016年间担任《福布斯》（Forbes）科技记者时，他说，硅谷“充斥着只有Stem教育才是教育的观念”。
但当他与大型科技公司招聘经理交谈时，他发现，现实是另一种情景。他说：“优步（Uber）在挑选心理学专业的学生来和不开心的乘客及司机打交道。Opentable在招募英语专业的学生把数据介绍给餐厅老板，让老板对数据能为餐厅带来什么感到兴奋。我意识到，与人沟通和相处、理解他人的想法、进行全面的批判性思考的能力，除了媒体，所有人都重视和欣赏这种能力，认为它们是重要的职业技能。”意识到这一点后，安德斯写了一本书，名字起得恰到好处：《一切皆有可能：“无用”的文科教育的惊人力量》（You Can Do Anything: The surprise Power of a "Useless" Liberal Arts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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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对很多学生来说，未来的收入已经成了选择大学和专业的"试金石"（Credit: Jopwell Collection）
来看看雇主重视的技能。领英（LinkedIn）对2019年最受雇主欢迎的职业技能进行的调查发现，最受雇主欢迎的三大“软技能”是：创造力、说服力和协作能力，而最受欢迎的五大“硬技能”之一是人员管理能力。在接受调查的英国雇主中，56%的雇主称员工缺乏必要的团队合作技巧，46%的雇主认为员工难以处理自己或他人的情绪是一个问题。不仅仅是英国的雇主，2017年的一项研究发现，过去30年美国增长最快的工作岗位几乎都要求有高水平的社交技能。
或者直接引用科技巨头微软（Microsoft）的两位高管最近撰文时所说的：“随着计算机的行为更加接近人类，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将变得愈发重要。语言、艺术、历史、经济学、伦理学、哲学、心理学和人类发展学课程，能够教授学生批判性的思维和基于哲学、伦理学层面上的思考，这些技能将有助于人工智能解决方案的开发和管理。”
当然，没有文科学位也能具备出色的沟通和批判性思维能力，这一点不言而喻。任何优秀的大学教育，不仅仅是英语或心理学专业的大学教育，都会提高这些能力。都柏林的教育顾问兼职业导师曼根（Anne Mangan）说：“任何一个学位都能教给你通用技能，比如写作、提出论点、做研究、解决问题、团队合作和熟悉技术的能力。”
但很少有像人文学科那样，通过在研讨班上与其他学生辩论、撰写论文和分析诗歌等形式。培养学生的阅读、写作、表达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
在被要求列出人文学科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最明显的三个特点时，安德斯没有丝毫迟疑地说：“创造力、好奇心和同理心。同理心通常是最重要的，这不仅仅意味着对遇到困难的人富有同情心，还意味着能够理解不同群体成员的需求和愿望。”
“想想那些负责临床药物测试的人。怎样做才能让医生、护士和监管机构达成共识。如何能让一名72岁的女士愿意被长期追踪，我们应该做什么，研究人员才会认真对待这项研究。这是一份要求具有同理心的工作。”
但安德斯和另一些人也表示，人文学科的好处是它强调教授学生去思考、批判和说服。这些往往处于灰色地带，没有可依据的数据，得由你自己思考判断。
因此，人文学科的毕业生能进入各种领域也就不足为奇了。美国的人文学科毕业生中，走上管理岗位的比例是最高的，占15%。紧随其后的是办公室职员和行政岗位，占14%。13%的人进入销售行业，还有12%的人进入教育行业，主要是当老师。另有10%的人从事商业和金融行业。
虽然人们常常认为人文学科的毕业生从事的职业，不如学理工科或医学的毕业生争取到的工作好，但事实并非如此。以澳大利亚为例，在增长最快的10个职业中，其中3个分别是销售经理、广告文员、公共关系，这些都是人文学科毕业生长于从事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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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英国本地学生每年的学费为9250英镑（1.2万美元）；在新加坡，上4年私立大学的费用最高可达69336新元（5.1万美元）（Credit: BBC/Getty）
与此同时，Glassdoor网站2019年的调查发现，在英国排名前10的最佳工作岗位中，8个是管理岗位，在与人打交道的职位中，需要的是沟通技巧和情商。（“最佳”的定义是结合了收入潜力、工作满足度和职位空缺数量。）其中很多都不属于以Stem为基础的行业。排名第3的是市场经理、第4是产品经理、第5是销售经理。工程类职位在榜单上的第18名，在传播、人力资源和项目管理类职位之后。
同时，对来自30个国家的1700人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大多拥有社会科学学位和人文学科学位。45岁以下的领导尤其如此；45岁以上的领导学Stem的稍多一些。
为进入职场做好准备
这并不是说攻读文科学位是一条捷径。“我和很多人交谈过，他们都是处于职业生涯开始的5年或10年，总体感觉是第一年比较困难，要花一段时间才能适应。但随着工作时间的延长和发展，所学人文专业确实给了很大帮助。”
对于一些毕业生来说，开始的挑战是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对另一些人来说，是在攻读文科学位期间掌握的技术技能没有学IT的同龄人多，因此不得不在毕业后努力追赶。
但攻读与职业相关性联系紧密的学位也可能存在风险。不是每个青少年都清楚地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并且职业抱负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英国的一份报告发现，超过三分之一的英国人在一生中换过职业。领英发现，40%的职场人士对“改行”感兴趣，而且年轻人尤其感兴趣。像有批判性思维的人，可适用于很多不同的工作岗位和行业，“改行”不再是一件不可能实现的事（但对正在规划职业道路的年轻人来说，变动也会让他们感到不知所措）。
专业的技术技能在就业市场上也很重要。但获得这类技能的途径有很多。职业发展导师耶奥加拉（Christina Georgalla）说：“我非常支持实习和学徒制。我们发现，这可以直接帮助你在职场获得坚实的技能基础。我建议大学毕业后，如果你还不能确定从事什么职业，可以抽出一年时间，不是去旅行，而是尝试做不同的实习工作。即使是在同一个领域，比如电视行业中的广播、制作和呈现，这样你就能发现其中的不同。”
但人们也认为人文学科有其他的缺点呢，比如失业率更高、收入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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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雇主最需要的软技能是创造力、说服力和协作能力（Credit: BBC/Getty）
就业面更广的专业为什么重要
的确，人文学科毕业生失业的风险更高。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风险比想象的要小。在美国的年轻人（25-34岁）中，人文学科毕业生的失业率为4%。工程专业或商科毕业生的失业率略高于3%。高出的这一个百分点相当于每100个人多一个。这是一个很小的数字，通常是在调查的误差范围之内。
收入差距的成因也不是那么简单。在英国收入最高的是医学专业的牙科、经济学或学计算机的人；在美国则是学工程学、物理学或商科的。一些受欢迎的人文学科，比如历史或英语，属于收入较低的学科。
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对某此工作来说，从攻读就业面更广的学位开始，比从攻读专业性强的学位开始更好。
以法律行业为例。在美国，学法律预科或法律研究专业，这似乎是成为律师、法官或地方执法官最直接的途径，平均本科生年薪预计能达到9.4万美元。但哲学或宗教研究专业的毕业生平均年薪为11万美元。主修地区、民族和文明研究的毕业生年薪为12.4万美元，美国历史专业的毕业生年薪为14.3万美元，学外语的毕业生年薪则为14.8万美元，比学法律预科的毕业生高出5.4万美元，这一数字令人震惊。
其他行业也有类似的例子。以市场营销、广告和公关行业的经理为例：广告和公关专业毕业的经理年薪约为6.4万美元，而学文科的经理年薪为8.4万美元。
尽管总体上收入差距依然存在，但这可能不是学位本身的问题。尤其是，人文学科的毕业生中女性更多。我们都知道性别收入差距，而人文学科长期存在明显的收入差距：比如，主修人文学科的美国男性收入中位数为6万美元，而女性的收入中位数仅为4.8万美元。由于人文专业的学生中女性占比超过60%，收入差距可能要归咎于性别收入差距而不是学位。
我们还知道，当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某个领域时，该领域的整体收入会下降。考虑到这一点，难怪女性占70%的英语专业毕业生，收入往往不及男性占80%的工程专业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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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科包括英语文学、现代语言、历史和哲学等学科（Credit: BBC/Getty）
做自己喜欢的事
曼根认为，选择职业的重要因素应该是。不管学生在大学里学的是什么专业，选择职业必须是他们不仅擅长，而且真正喜欢的。
她说：“在我观察到的大部分领域，雇主只想知道你上没上过大学，成绩如何。因此，我认为做真正让你感兴趣的事情至关重要，因为只有感兴趣你才能取得好的成绩。”
无论怎样，根据平均工资来决定专业或职业道路是不明智的。曼根说：”财务上的成功不是一个好的理由。而且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理由。无论在哪一行取得成功，收入都会随之提高，而不是相反。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你会专注而充满热情，雇主会愿意给你一份工作。然后在工作中不断提升。“
这说明了一点，学生应该选择Stem还是人文学科，或者应该选择职业课程还是人文教育这个问题，可能一开始就被误导了。不是所有人都对会计和艺术史有同样多的热情和天赋。很多人知道自己最喜欢什么。只是不知道应不应该读那个专业，舆论引导也无济于事。
这就是家长和老师需要退后一步的原因。曼根说：”只有一位专家。我是研究我自己的专家，你是研究你自己的专家，他们是研究他们自己的专家。没有人，真的没有人能告诉你，如何做你应该做的事情。“
甚至，这意味着攻读一个”无用“的学位，比如文科学位，也是这样。
人们会歧视教育水平低的人并非新鲜观点。早在198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博迪约（Pierre Bourdieu）就将其称作"优势阶层的智力种族主义"，优势阶层的人用它来显示他们社会地位的合理性。博迪约指出，教育体系是由统治阶层设计，教育考试中会考察和中产阶级所相适合的知识和问题。
教育还会通过多种方式形成社会分化。教育水平高通常跟更高的收入、更好的健康和福利水平、以及更高的就业水平相联系。教育状况还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观点。例如，低教育阶层人士大多对英国脱欧投赞成票。有研究报告甚至发现，在英国脱欧公决中，教育差异比年龄、性别和收入差异影响更大。库朋斯表示，尽管人们对此早有认识，然而，却很少有人对强烈的教育偏见展开正面研究，而对性别、民族和年龄偏见的研究则汗牛充栋。
针对这一问题，库朋斯及其同事设计了几项实验，从而了解个体对教育所持的态度。研究人员直接询问受试者，问他们对别人是否感觉正面和温暖，不过同时他们也向受试者描述别人的职业和教育背景，进行间接询问。最后，由受试者对这几人的可接受程度进行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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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来源,ALAMY
图像加注文字,缺乏资源会导致"心理压抑"（图片来源: Alamy）
结果很明显，无论受试者本身的教育水平高低，他们都更喜欢那些教育水平高的人。另外，结果很明显的显示，教育水平高的受试者并不比教育水平低的受试者天生具备更高的容忍度，而这与人们长期以来的看法相悖，库朋斯表示。
另外，他说这种偏见存在的一个原因在于，人们感觉教育水平是个人能控制的事情。"我们都在评判他人并以消极态度对待他们，即便我们知道在现实生活中他们的教育水平低不是他们自己的原因。"
人们教育水平低不是他们自身原因的因素在于教育与贫困之间的关联。在学校，贫困家庭学生的学习成绩会迅速落后于同学，同时这些家庭考入大学的学生人数也更少。
现在我们已经明白，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非常复杂。贫困会以我们之前不了解的方式对日常决策产生影响。伦敦经济学院的詹妮弗·设西-斯凯芬顿（Jennifer Sheehy-Skeffington）表示，资源的缺乏会造成"心理压抑"，同时还会给人以耻辱感和自卑感。在个人成就主要取决于其智力和勤奋程度的精英主义社会，这种现象更加普遍，詹妮弗表示。
贫困还会影响决策能力。在另一项更为深入的研究中，詹妮弗把中等收入受试者随机分配至不同的实验小组，同时告诉其中某些人他们在社会中的能力和地位较差，有些人则被告知是社会中成功人士。那些被告知自己是社会低层人士的的受试者在金融决策和基础认知测试中的表现都更差。
"这就是说，如果你知道自己能力较差，你就不会拥有做出正确财务决策所需的认知技能，"她说。他们并没有停止思考，但却更加顾虑对其地位的现有威胁，而没有专注思考手中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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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来源,ALAMY
图像加注文字,很少有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能考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图片来源: Alamy）
在其对贫困心理学的分析中，詹妮弗发现，低收入者对未来的生活目标缺乏控制能力。"如果你要是感觉自己无法控制未来，那么理所当然，你就会把你有限的资源或资金投入到旨在改善当前处境的举措中去，"她说。
她所做的研究工作揭示了一条很难打破的循环：财务资源不足会导致无法有效完成脑力任务。这种不足只要存在，规划未来、并做出合理决策的能力就会受到削弱。这一点在教育体系中表现非常明显。那些只活在当下的学生就缺少动力在学校取得好成绩，或就未来的大学学习进行规划。
一个研究小组则更为激进，认为教育体系"致力于维护现有社会状态"：在这种制度下， 高学历父母的子女去读大学，低学历家庭的学生去读职业培训学校或进工厂当学徒。瑞士洛桑大学社会心理学家法布里奇奥·布特拉（Fabrizio Butera）于2017年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这一观点。他的研究小组发现，当被告知学生来自家境一般的家庭时，受试的模拟"考官"就给这些学生打了较低的分数。
"他们认为，来自底层家庭的学生前途较为暗淡，因此就调低了对这些学生未来学业前途的期望值，"布特拉表示。"继续现状是一个阶层保持特权的方法。"
即便一名来自蓝领家庭的学生最终考入大学，他们往往也必须"抛弃其原先身份，从而适合新的社会流动"，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的艾丽卡·索斯盖特（Erica Southgate）表示。她研究了那些家庭中头一个考上大学的学生面临的歧视问题。她发现对于医学等学科，学生们普遍认为同学们都来自于社会背景类似的家庭。"这并非明显的歧视，而是一种不断出现的隐形的社会阶层伤害，因为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会不停的向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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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来源,ALAMY
图像加注文字,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在学校成绩较差（图片来源: Alamy）
那么，如何才能填平教育鸿沟？有一种观点认为，多样化的考试评测方法可以帮助给大家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布特拉的研究小组进行的几项实验发现，评定学生考试成绩事实上会削弱学生的推理动机，表现以及决策能力。但如果不公布考试成绩，则会削弱社会比较的意义，正如詹妮弗的研究揭示，这常常会导致成绩表现下降。
如果给出如何提高进步的详细反馈而非简单的得分，就会"把考试评估作为教育的一种手段"而非筛选的手段，布特拉表示。换句话说，学生将学到如何增长知识，而非如何应付考试的方法。
"我们的小组已经发现了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创造一个课堂环境，考试评估只是其学习过程的一部分，"布特拉表示。"这会促进社会阶层和性别之间更加平等，并有助于建设一种团结协作的社会文化。"
一些非体制内的学校比较不看重考试，例如蒙特梭利（Montessori,）、斯坦纳（Steiner）和弗雷内（Freinet）等学校，而芬兰小学则没有标准化考试。这些案例都属于少数情况，并不符合大多数人的要求。多数父母都希望能看到子女的分数，没有分数就很难判定学生学习情况的好坏。"瑞士有一个地方取消了学生分数，而父母们在突然间无法获知子女学习状况后，就发起了反抗，"布特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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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来源,ALAMY
图像加注文字,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约在1980年代曾说，教育体系是由统治阶层发明的（图片来源: Alamy）
在福萨雷利看来，最重要的是让父母和教师都在儿童年幼时对他们的未来充满期望，并且强化这种观点："他们能做这个而且将会获得成功"。
"如果你对孩子期望值很低，那么他们就会成长为你期望的那样，"他说。还有一项研究甚至发现，如果当教师认为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不会在数学、阅读和词汇方面取得好成绩，他们的最终成绩甚至会低于教师的预计。由此，他一直告诉来自低收入家庭的有潜力的学生："相信你的能力和拥有的一切"。
当然，教育体系中的歧视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殆尽。悲哀的是，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这种歧视的存在。"勤奋的人终将成功"这种说法仍然大有市场，虽然有证据显示，超出个人控制的众多因素往往会阻碍人们取得成功的潜力。
不幸的是，偏偏是那些教育水平更高，理应对歧视更为敏感的人群往往在不知不觉间帮助造就了不公平并从中获益。
开学季必读：五个让你变聪明的记忆小技巧
[*]大卫·罗伯森
[*]David Robson
2018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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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你觉得自己有多聪明，有时候可能还是无法充分利用记忆力。一系列的研究显示，大多数学生并不能使用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反而把时间浪费在无效的方法上。
问题之一在于，我们常常从父母、老师和科学家那里得到许多矛盾的信息，使我们无法确定哪些方法可行，哪些不可行。
幸运的是，在一份顶级心理学期刊发表的一篇新论文检视了最常见的错误观点，列出了五种最受欢迎的学习策略、这些策略的潜在问题，以及如何更高效地运用这些策略的方法。
策略1：反复阅读
在学习新词汇吗？最常见的策略就是反复阅读这些词和它们的含义，直到印在脑子里。很可惜，心理学家认为这个方法过于被动，大部分信息并不能给人留下印象。
记忆小技巧：阅读之间保持间隙
被动的重复阅读或许是最低效的学习方法，但如果你觉得自己缺乏对概念的基本理解，那么重复阅读有时就不可避免。不过，你可以通过定期回顾这些内容，来更好地实现重复阅读的效果。你可以先阅读一章内容，然后去做其他事情，接着在一小时、一天、或者一周后再复习一次，帮助加深记忆。
你还可以在复习材料之前就自己的理解程度进行提问，进而帮助自己根据对知识的掌握情况侧重复习，增加精神投入。
策略2：划重点
和反复阅读一样，这种学习方法几乎人人都用。这个方法很好理解：划出重点词句有助于加深印象，让你随后更容易找到最重要的段落。不过，尽管划重点可能比被动阅读更有效，但总是涂涂划划就没有太大帮助了。大多数学生缺乏洞察力，几乎把每个自然段都标为重点。
记忆小技巧：停下来思考
科学家们建议，先通读一遍文章，然后在第二次阅读时再标出相关段落。这种方法强迫你更仔细地思考每一个要点，以及它在整篇文章中的相对重要程度，从而鼓励你更主动地处理信息，这对形成强大的记忆力是必不可少的。
策略3：记笔记
随便去哪个教室或图书馆，你会发现学生们都很谨慎地将最重要的内容记在笔记本上。和划重点一样，当你无法合理地判断哪些内容需要记下来时，问题就来了。过度热衷于记笔记，以及倾向于记下所有内容很容易养成坏习惯。
如果你做了太多笔记，最重要的信息可能就淹没在里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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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记下太多笔记会阻碍你记住关键信息。
记忆小技巧：保持简洁
实验显示，学生在笔记里使用越少的词汇表达想法，之后就越可能记得起来。或许这是因为，总结信息，并用自己的话重新表达，会迫使你深入思考要表达的主旨内容，这个额外的功夫加固了记忆。这些发现还解释了为什么用纸和笔做笔记比用电脑好：手写比打字慢，迫使你更简明扼要地记下笔记。
策略4：列提纲
许多教师鼓励学生"鸟瞰"学习的课程，用结构化、符合逻辑的方法来概述学习要点。有时这些要点由老师本人列出，但也可鼓励学生自行完成。
记忆小技巧：寻找深层规律
有新证据显示，拿到课程大纲的学生通常成绩更好，因为有了大纲，学生可以了解不同课题之间的潜在联系。研究表明，通常更有效的方法是，在学习之前先了解课程大纲和框架，然后随着学习的深入了解更多具体内容。
[*]我们为什么会忘记别人的名字？
[*]记忆专家教你如何"超级学习"
[*]为什么音乐会勾起我们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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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用手提电脑做笔记可能并没有手记笔记那么有用。
当然，我们大部分的学习都是独立的，没有正式的指导。但你可以很容易自己总结出一篇文章或者一节课的要点提纲。同样，简洁是关键：如果要了解潜在联系，并充分利用这种深层次学习，你必须专注于内容的结构，不能迷失在细节里。
策略5：抽认卡
自我测试（或者用心理学家的说法，叫做"提取练习"）现被认为是最可靠的学习策略，对具体、详细的内容而言更是如此，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种方法可以提升记忆力。尽管如此，使用这种策略的方法不同，学习的效果也可能迥然不同。
记忆小技巧：别过度自信
大多数人都很难衡量自己思维的局限性，并对自己的决定作出过高的评价——对学习的判断也不例外。确实，一项研究显示，人们对自己掌握一项内容的信心越大，以后记得这些内容的可能性就越小。
我们都低估了自己的健忘程度。如果你自认为，一旦成功记起了一件事情，这件事就会永远印在脑子里，那么使用抽认卡学习就可能适得其反——你会在真正记住卡片内容之前，就把卡“丢掉”，不再巩固记忆了。相反，在你自认为已经记住这个词之后，过了很长时间再继续进行卡片测试才是更合理的做法。
请访问 BBC Future阅读 英文原文。
为何人类没有婴儿时期的记忆？
你和多年相识的好友共进午餐。你们一起参加派对，庆祝生日，去公园玩耍并且一起享用冰淇淋。你们甚至还一起度假。他们在你身上花了好多钱，大概有63,224镑之多，但问题是你完全想不起这段记忆了。
从生命中最戏剧性的一刻，你出生那天，到摇摇学步，呀呀学语，吃第一口饭，第一次上幼儿园，这些人生初期的经历我们大多数人已经完全想不起了。即便在我们已经有了记忆之后，我们仍然难以回忆起这些早期的人生片段，直至童年记忆才逐渐清晰。其中原因在哪里呢？
我们生命中的这段记忆空白令家长感到沮丧，心理学家，神经科学家和语言学家几十年来都百思不得其解。这对于心理治疗之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始终是一个困扰，在100年前他创造了“婴儿失忆”（infant amnesia）这个短语。
探索这段记忆空白引发了一些有趣的问题。你最早的记忆是真实发生的事情还是编造出来的？我们能够记起那些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事情么？你最终可以找回这些失踪的记忆么？
从另一方面来说，该困惑的部分原因在于婴儿能够不断吸收新的信息，每秒钟可形成700个新的神经连接，语言能力之强大足以使那些精通数国语言的学者艳羡和相形见绌。最新的研究表明，他们甚至在母亲分娩之前就开始了大脑的训练。
但即便是成年人，若不刻意训练记忆，回忆也会随着时光流逝而消失。因此，一种解释认为婴儿健忘症仅仅是我们一生当中忘记我们所经历过的事情这一自然过程的一个结果。
十九世纪德国心理学家赫尔曼·艾宾浩斯（Hermann Ebbinghaus）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的实验，来验证人类记忆的极限。为确保试验阶段他的大脑上一片空白，他发明了所谓的“无意义音节”——一些随机组成的字母例如“kag”或“slan”——并开始尝试记住成百上千个这样的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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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婴儿就像海绵，以惊人的速度吸收信息，但他们尚不能形成对事件清晰的记忆。(图片来源: Getty Images)
通过他的遗忘曲线图，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对于所学东西的记忆下降程度之快，令人尴尬：在一小时之内我们能够忘掉所学东西大概一半。到30天时，我们只能记住大约2%-3%左右。
最重要的是，艾宾浩斯发现，我们遗忘的轨迹是完全可以预测的。要了解婴儿的记忆是否不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比较图表。1980年代，科学家们通过算术法发现我们对于从出生到六七岁的记忆所记得的比想象中的要少得多。很明显这其中有很大的不同。
有趣的是，每个人的记忆力都各有不同。有些人可以记得2岁以后的事情，而另一些人直到七八岁才有记忆。平均状况显示，大部分人大概能想起3岁半之后的一些片段。更有趣的是不同国家的人记忆水平也有所不同，而记忆开始的时间人与人可相差两年左右。
这能够提供给我们有关记忆空白的解释么？为了得到解释，康奈尔大学心理学家王琪（Qi Wang，音）收集了来自中国和美国的大学生的数百个回忆。普遍的基于国别的印象表明，美国同学的故事普遍更长，更详细，且更明显的以自我为中心。而另一方面中国同学的故事则更加简洁，更基于事实；平均而言，他们比美国同学记忆开始晚六个月。
其他大量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模式。那些细节更加丰富，更注重自我情绪的记忆更容易回忆。有个人利益在内是有帮助的，因为加入自己的视角更容易赋予事件意义。“这就好像头脑中想“动物园里有老虎”和“我在动物园看到老虎，尽管我很害怕但是还是有很多的乐趣”之间的区别，”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的心理学家罗宾·菲伍什(Robyn Fivush)说。
当王琪通过询问孩子们的母亲再次进行同样的实验时，这次她发现了同样的模式。换句话说，那些记忆力较弱的孩子，父母们要为此而负责。
王琪的首个记忆是在她的家乡中国重庆和母亲，妹妹一起爬山远足。她当时六岁。而直到她移居到美国，这段记忆从没被别人问起过。“在东方文化中，童年的记忆并不重要。人们常说“你管这个干什么？”她说。
“如果身边的人告诉你这些记忆对你很重要，你就会记住这些事情，”王琪说。新西兰的毛利人拥有最早的人类记忆，而毛利文化高度重视历史。许多人都能记得他们在两岁半以后发生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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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一些心理学家认为，养成自传性记忆（超级记忆力）的能力只能通过训练演讲能力才能获得。(图片来源: Getty Images)
我们的文化也决定着我们谈论记忆力的方式。一些心理学家称，只有当我们掌握了说话的能力，我们才会有记忆力。“语言有助于为记忆力提供一个结构，或组织，成为一个叙事的结构。通过讲述故事，这种经历更有组织，因此也更容易被记住，”菲伍什说。然而，一些心理学家对此持怀疑态度，对于那些天生的耳聋，并不会手语的儿童在首次记忆的年龄上并无差别。
这样一种理论认为，人类缺乏早期记忆是因为大脑尚未发育出相应的功能。该解释来源于神经科学史上最有名人物，也就是被称为HM的病人。在经历一次失败的手术后，HM的癫痫并未治好，但其海马体受到了损伤，HM无法回忆起任何新发生的事情。“这是我们学习和记忆能力的中心。如果没有海马体我就无法想起这段对话，”在圣约翰大学（St John's University）研究记忆和学习能力的杰弗瑞.费根（Jeffrey Fagen）说。
有趣的是，他仍然能够吸收其他信息，就像婴儿一样。当科学家要求他看着镜子画出一个五角星的画时（这比听起来更难），他每一次尝试都有所进步，尽管这样的经历对他来说是完全全新的。
或许，当我们还很小的时候，海马体尚未发育成熟，因此我们无法对一件事情形成丰富的记忆。幼鼠，幼猴和婴儿在生命开始的头几年都会持续向海马增加新的神经元，而与此同时，我们也都像婴儿一样无法形成长久的记忆——似乎当我们停止增加新的神经元时，我们便突然之间能够形成长久的记忆了。费根表示：“对于婴幼儿而言，海马体的发育还相当不成熟。”但是，发育不完全的海马体使我们丧失长期记忆的能力，还是这种能力压根没有形成？童年发生的事情往往能够持续在我们成年后影响我们的行为，一些心理学家因此认为，即便我们忘记了一些事情，它们也一定还徘徊在记忆的深处。“这些记忆或许留存在某些无法接触的地方，但是这点很难通过实践证明，”费根说。
我们应该非常谨慎的处理这些记忆，因为这些回忆很有可能是错误的，甚至从未发生过。
在加州尔湾市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家伊丽莎白.洛夫（Elizabeth Loftus）一直致力于研究这个现象。“人们可以接受一些建议并开始想象，最后变成了回忆，”她说。
想象的事件
洛夫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因此知道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当她只有16岁的时候，她妈妈在游泳池里淹死了。几年后，一个亲戚跟她说她发现了这具尸体。记忆如潮水般汹涌而来，而直到一周后这个亲戚才打来电话说是她搞错了，并不是她本人发现的尸体，而是另有别人。
当然，没有人愿意被别人说自己的记忆力是假的。而要说服那些质疑的声音，洛夫需要掌握确切的证据。早在20世纪80年代，她招募志愿者进行了一项研究，并亲自把一些记忆植入到这些志愿者脑中。
洛夫精心设计了一个谎言，说他们去商场时走失了，之后得到一位慈祥的老妇人相助并最后团聚的故事。为了使细节更加可信，她还把志愿者的家庭成员也编了进去。“我们基本上对参与者说，我们和你的母亲进行了交谈，你母亲告诉了我们一些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近三分之一志愿者相信了这个说法，而其中的一些还绘声绘色的回忆了这个时间”。事实上，我们往往更容易相信我们的想象中的记忆而不是实际发生的情况。
即使你的记忆是基于真实的事件，他们有可能因事后的回忆而被改变和扭曲，比如成为了通过对话植入的记忆而不是亲历的事件回忆。比如你曾经认为可以通过洗不掉的颜色笔把你的妹妹变成斑马这样有趣的事情，是你在家庭视频里看到的情况。而记忆中你妈妈给你做的美味的第三个生日蛋糕，则是你的哥哥告诉你的。
或许最大的谜团并非我们为何无法回忆起我们的童年，而是我们是否能够完全相信自己的记忆。
在人脑中，海马体和额叶皮层是与记忆相连的两大区域，它们每分钟都在接收大量的信息。所以，回忆并不总是那么容易。不是人们想回忆，就能回忆起来的。而音乐有助于增进记忆，是因为音乐有节奏和韵律，有时可以提供暗示、释放信息。正是歌曲的结构、旋律以及其歌词所勾勒出的意象帮助我们记住它。
时至今日，这种技巧依然重要。神经科学家分析与记忆力相关的大脑机制，发现配上音乐的字词是最容易被人记住的。只要想想：“A，B，C，D，E，F，G，跟我一起唱吧。”它很可能属于头几首你会唱的歌。将文本配上音乐、唱成歌，比干巴巴地把它讲出来更容易让人记住。试着记住各种配着曲调的东西，你的记忆力会因此而变强：“现在，我已经唱完了字母歌。”
一切尽在脑海中
由此，音乐和记忆之间存在关联。然而，为什么当我们听到某首特定的歌曲时，会有心潮澎湃的感觉，而不仅只是能够将其中歌词倒背如流？一听到《旋律舞者》，我就会想起头一次没有父母陪伴而独自远行的那种奇妙感觉以及途中的所有乐趣；同样，其中的歌词也会重现脑海，但也许我该补充一句，这些歌词并不是特别合我的意——因为它们味同嚼蜡，或者说简直糟透了。有位评论家把"I'm as serious as cancer when I say rhythm is a dancer"这句称为“史上最烂歌词”。可是，它却能唤起我心底深处的情感。记忆可以分为不同的种类，包括了外显记忆和内隐记忆。外显记忆是一种有意识的记忆，指人们刻意回想过去的情形，通常由这样的问题而引发：那年夏天我在哪里？我在和谁一起旅游？而内隐记忆则是一种更具反应性的无意识记忆。
“记忆有很大一部分在潜意识中发生，”作曲家兼芝加哥艺术学院（Art Institute of Chicago）播音节目主席的罗伯特・斯奈德（Robert Snyder）对我说道。“有一些方面的记忆的发生是隐而难见的，亦即处于意识之外”。另外，他还说到：“内隐记忆系统和外显记忆系统跟大脑的不同区块相关”。阿尔兹茨海默症等疾病破坏的是外显记忆系统。相形之下，内隐记忆系统更为强健。斯奈德解释说：“人们往往将能在自身无意识之时发生影响的事物看成是浑厚有力的”。换言之，内隐记忆既令人心潮涌动，又牢固而持久。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音乐唤起的记忆一般出自于我们人生的特定时期。曾轰动一时的经典之作比往后年月中的歌曲更能让我们重返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光阴。心理学家称这种记忆为“记忆隆起”（reminiscence bump）。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记忆高峰，是因为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经历了很多人生的第一次，渐渐学会独立自主，它是我们生命中尤为重要且精彩纷呈的时刻。一切都别开生面，意味悠长。在那之后，生活就变得有点模糊不清了。音乐可以勾起我们的感情，而尽管歌曲的声音和所营造的气氛也很重要，但却并不一定会决定听者的主观感受。一首悲伤的歌可能会使我们回忆起一段开心的时光，反之亦然。
我们生活的音轨
往往是流行音乐，勾起了我们对人生中这段时光的回忆。为什么呢？嗯，首先得说，不管是否出于我们的选择，这些乐曲在时代大背景中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收音机、酒吧、俱乐部和卧室里总会放一些时下的音乐作品，而且这些曲子几乎都碰巧与某个特定时期相关联。此外，流行音乐风靡于某个特定的时代。例如，听听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流行歌曲，你就会发现自己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气息。有一些更为抽象难解的音乐作品，比方说西方古典音乐，它已经离自己初创的时代越来越远，而且可能会越发难以辨认。
《普鲁斯特效应：感官乃通往逝去记忆之门》（The Proust Effect: The Senses as Doorways to Lost Memories）一书的作者克雷蒂安•范•坎彭（Cretien van Campen）对不同感官唤醒记忆的方式进行了研究，比如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追忆似水年华》（In Search of Lost Time）中的玛德琳蛋糕之于作者本人的魔力——只要咬上一口这香甜的蛋糕，它那独特的香味、色泽以及它所营造的气氛，就会使他重返童年时代。尽管坎彭的大部分作品都在研究大脑，但他对人脑外部状况的所进行观察有巨大的价值。他指出：“气味的不同是因为它是个体的记忆，然而，我们对音乐的体会中，有一些非常群体化的东西。我们往往和小伙伴拥有共同的关于音乐的记忆。”我们一起听音乐。派对上，我们一边跳舞、与朋友交谈，一边听着音乐。我们相约一起去听音乐会或者演唱会--。而正是因为音乐是我们的社交生活（常常是与至关重要的那几位一道度过）的一部分，所以它特别有意义。的确，我们常常为诸如葬礼或婚礼这些关乎人生大事的重要场合奏乐或者谱曲。
通常，受过脑外伤的人记忆力方面会有问题。而音乐可以帮助他们回想起一些本已遗忘的特别时刻。对那些备受痴呆症折磨的人来说，倾听年轻时听过的音乐可以使他们清晰地回忆起往事。坎彭还强调了音乐对抑郁症患者的价值。它能帮助抑郁症患者回想起那些痛苦的人生片段，而其实这些时刻并一定像他们原本想的那么糟。“抑郁症患者常常感觉生活中似乎充满了扫兴的事情。”而听音乐，回想多姿多彩的往事，“可以帮助他们记住更加多元化的人生经历”。他特别提到，这些经历并不总是积极的，“但它们可能会更加全面”。音乐无法根治抑郁症，但它或许可以协助抑郁症患者痊愈。
展望未来，坎彭感到十分乐观：“现在，人们很怕忘事儿，非常担心记忆力有问题。但好就好在，如今我们正着手采取措施，帮助记忆。”
东西方心理思维之大不同
显著的差异之一有关"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这两个概念；不论你认为自己是独立的、自主的，或认为自己与周遭他人密切相连，认为集体的价值高于个人价值，总体而言——当然也有许多例外——西方人中个人主义者更多，而来自印度、日本和中国等国家的亚洲人中，集体主义者更多。
在很多情况下，两方的差异非常明显。当被问及有关态度和行为的问题时，生活在更个人主义的西方社会的人们，倾向于将个人成功至于集体成就之上，这反过来也激励人们寻求更多个人尊重，追求更多个人快乐。但是，这种对自我肯定的渴望也表现为过于自信的特质。整体思维贯穿于东方哲学与文化之中
关键在于，"社会环境导向"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思考推理的基础层面。生活在崇尚集体主义的社会当中的人们，遇到问题时，倾向于思考得更"全面"，着眼于问题所处情境的大背景及其中的相互关系，而生活在崇尚个人主义的社会中的人们，则会着重分析各个不同影响因素，认为所处情境固定不变。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想象你看到一幅图画，里面高个子的人在恐吓矮个子的人。在没有给出其他相关信息的情况下，西方人更倾向于认为，图画中描述的这一行为反映出了个儿高者某些固定不变的本质：他可能是个龌龊之人。"然而，如果你整体地思考，你就会猜测，或许这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些什么，也许这个高个儿的人是老板，或者父亲，"亨利奇解释道。
这种思考方式的不同也会延伸至人们对无生命物体的归类。例如，如果要从一堆单词中，比如从"火车、公共汽车、铁轨"中选出两个相关词语，你会怎么做选择？该实验被命名为"三联实验"（triad test），许多西方人可能会选"公共汽车"和"火车"，因为两者都是交通工具；而一个从整体思考的人会选择"火车"和"铁轨"，因为他更重视火车与铁轨二者在功能上的关联性——二者相互之间对对方功能的展现非常重要。
思维方式的差异甚至会影响你的观看方式。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理查德·尼斯贝特（Richard Nisbett）的一项追踪视线轨迹的实验发现，来自东亚的参与者更倾向于关注一幅图画中的背景——研究上下文信息——而美国人会将更多时间花在研究图画的主体上。有趣的是，这样的差异在来自日本和加拿大两国儿童的画作中也有所体现，这也意味着，这种观看方式的差异从我们年幼时起就出现了。关注范围是聚焦还是广泛，也直接影响着我们日后对一幅画面的记忆。
"如果人是由观看方式决定的，而人们的关注焦点又是如此不同，那么可以说，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当中，"亨利奇这样说道。
虽然一些人认为，社会导向对人的影响存在遗传因素，然而至今为止研究证明，这种影响是通过学习他人而得来的。埃塞克斯大学大学（University of Essex）的阿历克斯·米索迪（Alex Mesoudi）最近对伦敦东部孟加拉裔人家庭及其思维方式进行了研究。米索迪发现，在一代人中，移民的后代们已经开始吸收更个人主义化的思维方式，丢掉整体性的认知模式。对媒体的利用是该变化发生的最大表现。"我们发现，在解释该变化的发生上，媒体比学校教育的影响力更大。"
然而，这种思考方式上的差异最初为何会出现？最显而易见的解释是，思考方式的差异反应了每个地区随时间推移，其社会主导哲学的变化。尼斯贝特指出，西方哲学家强调自由和独立，而东方传统，比如道家，强调和谐，孔子强调"君主与臣民、家长与孩子、丈夫与妻子、哥哥与弟弟，以及朋友与朋友之间的义务。"世界观察方式的迥异植根于各个文化的文学、教育和政治结构中。因此，这些思想被内化，并影响着非常基础的哲学思辨过程也就不足为奇了。开拓未知的土地
来看看西方社会中个人主义最盛行的美国。历史学家们，例如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长期认为，西部扩张和探索培育了一种更独立的精神，因为为了求生存，每一个开拓者都需要与荒野，甚至与他人斗争。与该理论一脉相承，最新的心理学研究发现，紧挨新开拓土地的地区，比如蒙大拿州，其居民的个人主义程度更高。不过，为了证实这个"自发开拓理论"（voluntary settlement theory），心理学家们还应该研究一个独立案例作为反例。
美国农学家，比如帮助开拓日本北海道的威廉·S·克拉克（William S Clark），其座右铭——"孩子们，要志向高远！"（Boys, be ambitious）——就是开拓者心态的最佳诠释，而这种思维方式也影响至今（图片来源: Alamy）
正因为这一原因，北海道更显有趣。正如大多数东亚国家，总的而言日本人的思维更凸显集体主义和整体性。然而，日本人的北部大迁徙正如美国轰轰烈烈的西进运动。明治政府甚至派遣了诸如贺拉斯·卡普隆这样的美国农学家以助力北海道的开发。如果说这样的自发开拓理论是正确的，那么比起日本其他地方的人民，身处北海道的开拓者们的的确确培养出了一种更具独立性的前瞻意识。
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北山忍（Shinobu Kitayama）发现，比起其他岛屿上的日本人，北海道人倾向于赋予个人自由与成就以更高的价值——以及诸如自豪感这样的情绪，他们更少在乎其他人的意见。研究参与者们被要求进行一场社会思考推理测试，他们需要就某个服用了提升比赛表现药物的棒球运动员进行讨论。来自其他岛屿的日本人更喜欢研究这件事的背景——比如求胜心所带来的压力——北海道人更倾向于批评该棒球运动员的个人性格，或其道德缺陷。从个人身上找问题这一思维方式是典型的个人主义社会下的思考模式，与普通美国人的反应极为相似。
病菌理论
另一个（反直觉）说法是，这种迥异的思维方式是对病菌的进化反应。2008年，科瑞·芬彻（Corey Fincher）——目前在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和他的同事们分析了全球流行病学数据，证明了某一地区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倾向是与该地的疾病流行度相关的：如果你更容易被感染，那么你也更倾向于是个集体主义者，你身上的个人主义特征更少。其中的原因大概是，集体主义的特点是更大程度的服从与尊重，这种特点会使得人们更小心翼翼去避免那些会传染疾病的行为。科学家很难证明，这种真实世界的显性关联不是由某些其他因素引起的，比如某个国家相对其他国家财富更多，但是实验室的研究结果确实为病菌理论提供了支持——当心理学家们向实验参与者灌输对疾病的恐惧后，他们的想法确实会变得更偏向集体主义，例如更顺从于集体行为。
北海道已经不是待开发的疆域了，但其曾经的历史在当地人身上打下了独特的烙印（图片来源: Alamy）
然而，也许最有趣的理论来自于农田。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的托马斯·塔尔海姆（Thomas Talhelm）最近就中国的28个省进行了研究，他发现，思维倾向反应了当地的农业情况。
塔尔海姆说，是他在中国的个人经历启发了自己。在游历中国北方城市北京期间，他发现陌生人更友好——"如果有人看我在独自一人吃东西，他们会主动上前与我聊天。"——然而南部城市广州的居民就显得含蓄得多，且更慎于打扰他人。
这种对他人的亲切热情是集体主义式思维的细微表现，因而塔尔海姆也开始思考，这两种表现方式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一差异似乎与财富和现代化程度无关，塔尔海姆发现了一个可能的引起差异的原因——地区间主要农作物的差异，南部多食大米，北部多食小麦。"这样的饮食习惯基本上是以长江为界的，"塔尔海姆说道。
大米种植需要更多合作：这是一项劳动密集型作业，同时需要遍布许多农田的复杂的灌溉系统。而小麦种植需要的劳动量是种植大米的一半，它依靠的是降雨，而非灌溉，所以农民们不需要与邻居们合作，只需要专心于自己的作物生产。
与其它农业形式相比，大米种植需要更多集体合作，以及遍布多块农田的复杂的灌溉系统（图片来源: Getty Images）
这样的差异与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思维方式有无关联？塔尔海姆与中国的科学家们进行了共同研究，他们从种植大米和种植小麦的若干地区召集了超过1000名学生作为研究样本，利用诸如三联实验这样的方法去判断实验样本是否具有整体性的思维模式。
科学家们还让实验参与者们画出展示自己与朋友及其他相识之人之间关系的图表：生长在个人主义环境中的参与者倾向于将自己画得比自己的朋友们更大，而来自集体主义环境的参与者倾向于将自己和朋友们画得一样大。"美国人通常将自己画得特别大，"塔尔海姆说道。
果然，生活在小麦种植区的实验参与者们的个人主义程度更高，而生活在大米种植区的人们则展示出了更高的集体主义特质和整体思维倾向。这种差异在不同地区的交界地也体现得出。"在两种作物种植区交汇的几个县，一个人种大米，一个人种小麦，我们在他们身上依旧发现了这种文化差异。"
塔尔海姆继续验证着他的假设。印度也是一个小麦种植区和大米种植区分明的国家，在那里，塔尔海姆的实验结果是一样的。几乎所有塔尔海姆的研究对象都没有直接参与农业生产，但他们生活环境的历史传统依旧在影响着他们的思维方式。"文化惰性依旧存在。"
认知的千变万化
强调这一点很重要，即该结论只是体现在大量人群身上的普遍特点；我们还需要研究每一个群体中每一个人到底会落在该"集体主义－个人主义谱"的哪个范围上。"从人类学的角度看，非黑即白的想法是行不通的。"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 of Edinburgh）人类学家德尔瓦·侯赛因（Delwar Hussain）说道。侯赛因与米索迪一起参与了就居住在伦敦的英国孟加拉裔群体进行的研究。侯赛因指出，东方和西方国家的历史联系源远流长，这意味着，一些人的身体里存在两种思维方式，而年龄和阶层等因素也会对思维方式产生影响。
距离亨利奇发表其有关"Weird"偏见的文章已经七年了，人们对该文章给予了积极反馈。亨利奇尤其感到开心的是，诸如塔尔海姆这样的研究者们已经开始筹备大型研究项目，以期理解思维方式的千变万化。"研究者们希望能找出一个理论，用来解释为什么不同的人群拥有不同的心理模式。"
不过，虽然科学家们有这样美好的期许，得到进一步研究成果的过程非常缓慢。从全球范围内收集思维研究样本需要时间和金钱的支持。更多研究依旧依靠Weird实验参与者，这样的研究是缺乏样本多样性的。"我们知道哪里不对，问题在于什么是解决方法。"
如何才能变得更有智慧？
[*]克劳蒂娅·哈蒙德
[*]（Claudia Hammond）
2017年2月8日我们该如何定义智慧？（Credit: Getty Images）
智慧难以界定，但不知何故，当我们看到它时却能够知道这就是智慧。智者在危机中能够保持冷静。他们可以退后一步，统观全局。他们深思熟虑，自我反省。他们认可自己知识的局限，考虑替代的观点，并牢记世界总在变化。
智慧不能与智力混为一谈。虽然智力确实有益，但你可以聪明而并不智慧。智者容忍不确定性，并保持乐观，即使棘手的问题也能找到解决办法。他们可以判断什么是真实或正确的。这实在是卓越的品质。
那么，人如何能变得更智慧？心理学家们已经研究智慧几十年了，他们有好消息给我们。我们都可以努力变得更有智慧，甚至可能成功。
我们之所以愿意听从他们的建议，不单单是获得智慧能够做出明智的决定这一明显的益处。根据加拿大滑铁卢大学（University of Waterloo）的伊戈尔·格罗斯曼（Igor Grossman）的观点，明智的思考带来很多积极作用：更高的生活满意度，较少的消极情绪，更好的人际关系和更少的抑郁沉思，他和他的同事们甚至发现最有智慧的人会活得更长的证据。人越有智慧，幸福水平就越高，尤其是当他们年纪渐长时。智力对幸福感没有影响，可能是因为智商水平不能反映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良好关系或做出决定的能力。
智慧不是与生俱来的特质，我们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以是明智的或者不明智的（Credit: Getty Images）
格罗斯曼深信，智慧并非简单地是一种要么有要么没有的稳定特质。如果这是真的，这是个好消息。这意味着，至少有些时候我们是明智的。
回想一下昨天。你一天中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情况是什么？你是怎么找出对策的？格罗斯曼在最近的研究中向参与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人们写的是因为交通原因而导致会议迟到，或者与家人和同事的争论。研究人员检查他们的推理方式，以评估他们的智慧水平。他们是否认识到他们的知识是有限的？他们是否在表面看似被动的形势下看到积极的方面？他发现有些人在一种情况下似乎很明智，但在另一种情况下却并非如此。
那么，为什么在不同的情况下会有差异？人们和朋友在一起时更有智慧。这使得他们更有可能考虑全局，思考其它观点，认识到自己知识的局限性。当人们独处时，他们似乎陷入了一种他们根本不考虑其它方案的局面。
这意味着智慧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普遍。"我们都可能拥有智慧的某些方面。只是不是所有时候都有智慧，"格罗斯曼说。
有些人仍然表现出比别人有更多的智慧，有些人更愚蠢，但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这给人以希望。如果我们有时有智慧，也许我们可以学会更经常有智慧。明智的思考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改进，这一发现表明我们可以变得更好。
要想变得更有智慧，你必须遵循的心理学家的建议（Credit: JD/Flickr/CC BY-2.0）
问题是怎么做。对于康奈尔大学心理学家罗伯特·斯腾伯格（Robert Sternberg）来说，智慧就是平衡。一个明智的人能够仔细推敲——平衡短期与长期，个人与他人的利益，同时考虑所有的选择——适应目前的情况，试图制造或寻找一个新的局面。
按照斯腾伯格的模式，你需要做的是记住在一个特定的困境下发现所有不同的利益是什么，无论是短期利益还是长期利益，并注意变化的环境以及环境如何形成。
在某种训练掌握智慧的学校里，格罗斯曼一直在实验室中试验不同的策略。人们被教会想象用一只鸟的视角看待环境，或者好像一只墙上的苍蝇一观察事件。这个想法是试图让自己远离眼当下的体验。即便用第三人称来谈论自己也很有帮助。所以当我进退两难时，我应该问克劳蒂娅会怎么做？
有时我们可以比用第三人称思考更进一步，切实地问别人他们认为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往往对别人的生活比对自己的事情更为明智。我最喜欢的一项时间感知的研究是关于计划谬误（planning fallacy）的，这是一种我们很多人会犯的错误，我们往往认为我们能比实际所能更快地完成工作。无论是试图在一天内重新装修你的起居室，或是在一个晚上完成一个工作项目，当失败时我们往往会感到失望。我们倾向于认为未来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因为我们会把自己组织得更好。然而可悲的是我们可能做不到。
虽然我们不擅长判断我们自己的一些能力，但我们能更好地处理其他人的问题（Credit: Getty Images）
但是，尽管我们不擅长判断自己的时间表，但我们能更好地处理其他人的问题。在一项研究中，学生被要求预估他们什么时候完成作业，以及其他学生何时完成他们的作业。在猜测其他人的时间时他们都做得更好，因为他们考虑到不可预知的干扰，比如得了流感或回家发现洗衣机让厨房发了大水。当涉及到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天生的乐观似乎阻止我们考虑潜在的问题。
那么你能开始变得智慧吗？是的，但有相当多的因素要记住。你需要考虑人们在短期和长期时会有不同的目标、优先事项和对自己的反应。如果你能把这一切都仔细推敲，你就可能变得更有智慧。但复杂性不应该阻止我们尝试。正如格罗斯曼告诉我的："不是你突然成佛，而是你只是变得更有智慧一些。"
蜜蜂解开超人类智慧的奥秘
[*]西蒙·奥克森汉姆
[*]（Simon Oxenham）
2017年1月12日
路易斯·罗森伯格（Louis Rosenberg）认为自己发现了让我们所有人都变得大为聪明的方法。这种超人智慧的奥秘何在呢？答案是蜜蜂。
罗森伯格在硅谷经营着一家初创公司“Unanimous AI”，该公司创建了一种工具，它能通过在网上众包意见，为人类的决策提供支持。它让成百上千的参与者同时回答一个问题，然后，从众多不同的观点和做法中总结出一个答案。
自 6 月份工具上线以来，Unanimous AI 已经拥有 50,000 个注册用户，回答了 230,000 个问题。罗森伯格认为，这种人机混合决策机器（曾被称为“人造”的人工智能）能帮助我们解决世界上一些最难解答的问题。此外，他还认为，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背景下，这种还将是帮助人类回归的一种方式。
他说，“我们无法阻止更聪明的人工智能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方法是，让我们自己更聪明，始终领先一步。”
蜜蜂通过特殊的蜜蜂舞蹈向蜂群传递信息（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这就是蜜蜂的切入点，他说，“观察蜜蜂这样的群居动物，我们会发现，它们会通过合作做出更好的决策。鸟群和鱼群也会这样做，因为这样会让他们综合做掌握的信息，采取最好的应对方法。而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是，我们人类能做到这点吗？”
答案是，我们能。罗森伯格的蜂群思维在预测一系列赛事方面的应用令人瞩目：成功预测 2015 年奥斯卡大奖得主及 2016 年美国冰球联盟斯坦利杯得主，还以 542 比 1 的赔率预测到 2016 年肯塔基赛马会获胜的前四名马匹，以 20 美元下注赢得 11,800 美元（9,300 英镑）。
最近，他们不仅成功预测了获得世界系列棒球赛冠军的获胜球队——芝加哥小熊队（系该队自 1908 年以来首次夺冠），而且成功预测了决赛中小熊队的对手——克里夫兰印地安人队以及季后赛八强。这些正确预测结果提前四个月就公布在《波士顿环球报》上。
人类集中智慧就能预测若干体育赛事的结果，今年的美国全球系列棒球赛和肯塔基赛马会就是如此（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人工智能研究员托比·沃尔什（Toby Walsh）表示，“集体智慧的力量众所周知，我们研究各种方法利用集体智慧。”市场预测就是一个例子：比如个人会根据对某个未来事件结果的预测对股票进行投资。可利用整体市场行为预测这个未来事件的发生几率。
1999 年，在输给 IBM 的计算机“深蓝”三年后，国际象棋大师加里·卡斯帕罗夫在网上利用 50,000 人的智慧再度挑战“深蓝”。这次他赢了，不过他表示，自己从未对一次比赛付出过如此之大的努力，他称之为史上最伟大的比赛。此次胜利完全有赖于对众多想法和不同观点的集思广益。
实际上，利用集体智慧的想法至少可以追溯到 100 年前。1906 年，博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请 787 名农民猜测一头公牛的重量。他们的猜测五花八门，但所有猜测结果的平均值与正确重量 1,197 磅仅仅相差一磅。几年前，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重复了这项实验，它请 17,000 人猜测照片中一头奶牛的重量。众人猜测结果的平均值再次非常接近正确结果，误差只有 5%。这个例子中，参与者并非由农民组成，
其中显然有基于经验的猜测。但是，与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这个噱头一样，罗森伯格实验的参与者也并非专家。例如，成功预测去年奥斯卡奖得主的人中，并没有人看过所有获奖影片。
更重要的是，相当较小的群体总是比更大的群体预测得更好。去年，罗森伯格又向大家抛出了奶牛体重的问题。只有 49 人参与预测的预测结果的准确率却超出全体人员预测结果的两倍还多。罗森伯格表示，这可不仅仅是集体的智慧。“我们加强了集体的智慧。”
集体智慧通常要通过民意调查或投票加以利用。罗森伯格表示，这的确有放大效应，我们根据集体智慧做出的决策要比自己更为明智。但罗森伯格发明的方法目的是要更胜一筹。他表示，“蜂群智慧胜过民意调查、投票和调查问卷，原因是它能让大家集中在最好的答案，而不是仅仅找出一个平衡的意见。”
突然挑出一个答案非常重要，因为它能阻止从摇摆不定的人中首先跳出来的人。例如，在公众投票中，首先投票的人会影响大家的决定。预测市场中，财大气粗者对于最终结果产生的影响力更大。这种力量会歪曲真实情况。
1990 年代初期，在美国空军阿姆斯特朗实验室见习时，罗森伯格曾建立增强现实系统，他把目光转向蜜蜂。蜂群想要建立新领地时，必须针对选址做出集体决策。数百只侦察蜂会四面出击，寻找可能的地点。返回时，它们会跳起一种摇摆舞，向蜂群报告各自的发现。
不同的侦察蜂会带着蜂群飞往自己的首选方向，最终，蜂群跟着的侦察蜂决定了新领地的位置，任何一只蜜蜂都无法自己做出决定。
蜂群成员必须与其他蜜蜂竞争，才能让蜂群把自己的想法作为首选解决方案（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罗森伯格试图在人群中捕获同样的动力。利用 Unanimous AI 工具回答问题，需要将一个图标移动到屏幕的一角或另一角，与众人的意见相同或者相左，直至蜂巢智慧集中在一起。个人必须不停地与整体抗争，才能说服他人向自己的方案靠拢。
实验表明，这种方法胜过现有的基于众筹的民调预测方法。另一项研究中，罗森伯格和同事请 469 名美式橄榄球迷预测 2016 年超级碗 20 美元下注的结果。他们还给另外 29 名球迷也布置了同样的任务。尽管人数少了 16 倍，消息也并不见得更灵通，后者预测的结果却有 68% 正确，而前者的预测结果只有 48% 正确。
结果好得让人难以置信？为了亲身体验，BBC Future Now 也加入了蜂群实验。我们挑战 Unanimous AI 团队，请其预测英国足球超级联赛一系列比赛的结果，重现他们的成功。大多数参与集体预测的人员都来自美国，对英超球队知之甚少。
参与人员必须预测每场比赛是胜、负还是平局。随机抽取结果的准确率为 33%，而 21 名美国球迷却正确预测了十场比赛中六场的比赛结果。对每场比赛下注 1 英镑，我们盈利 62 便士。结果是不错，但还比不上五月份的肯塔基赛马会，预测人员给捷克赛马“Hope Reese”下注 1 美元，结果赚到好几百美元。
不过，罗森伯格对赌博并没有多大兴趣。他知道，有人想利用他的工具改善自己单枪匹马的下注结果。他说，“如果这种方法流行开来，就会影响计算赔率的方法。”但对他而言，体育赛事只是一个随手拈来的试验台。“它们是验证效果的一种好办法。”
罗森伯格正在向企业提供自己的工具。团队的成功吸引了各种群体的关注，从进行金融预测的机构到市场研究公司，不一而足。他表示，“放大蜂群智慧的长期价值比对赛事押注要重要得多。”
例如，销售团队可以利用蜂群智慧做出更好的预测。他说，“这真的关乎怎样才能更好地利用团队所拥有的知识、智慧和直觉。”
结合集体的知识和直觉，蜂群智慧会帮助医生做出更好的诊断（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医生们对罗森伯格也很感兴趣。罗森伯格表示，医学诊断就是一种形式的预测，蜂群智慧将使之受益。“一名放射线医生、一名肿瘤医师或其他专家可能得出一种诊断结论，我们对他们的愿景是更好地综合利用他们的知识和直觉。”
医学诊断现在也可由机器做出。不过，罗森伯格认为，最终，人类集体的力量要超越人工智能。他说，“人们付出巨大的努力，让人从医学诊断等工作中解放出来。但是，缺少人的参与，最终，缺少人情味、人类感情和人类价值观的冰冷的人工智能会取而代之。”
罗森伯格的关注点超出了医学诊断。他说，“在许多方面，如果我们建立真正聪明的人工智能系统，它就会像是外星人降临地球一样不可预测”。他认为，蜂群智慧能通过放大我们的智慧，让人类不会沦为旁观者。“这是一种让人工智能依然带有人类感情、价值观和直觉的办法。”
这是一个宏伟的蓝图。不过，沃尔什要更为审慎。他表示，“简单的实验室实验和人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的行为有着可悲的区别。我不确定我们是否能轻易避免为一己私利违背群体利益（即公地悲剧）这样的著名误区。”
我们面临的真正大问题是，人类的利己主义会妨碍我们达成共识。沃尔什说，“气候变化就是公地悲剧的一个好例子，蜂群智慧对此就无能为力。”
还有一个原因也让我们三思。动物的蜂群智慧往往会以悲剧收场。例如，蚁群追随某只蚂蚁留下的信息素轨迹，这种行为有时会导致一种名为死亡漩涡的现象，即蚁群跟随前面的蚂蚁打转转，直至集体死亡。
罗森伯格并不会因此烦恼。他表示，“蜂群是一种让我们比机器超前的非常简单的做法。”在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结果预测的民调双双失败之时，也许正是我们利用集体智慧的一个契机。
那么，它到底是死亡漩涡还是通向更光明未来的捷径呢？也许这才是我们人类要面对的问题。
学习大师：比天才更有用的关键学习法
[*]威廉·帕克
[*]（William Park）
2019年4月14日
你花在某件事情上的时间并不等于产出的质量。比如说，每周在差不多的时间沿着同一条线路慢跑，无论坚持多久，你都不能成为世界级运动员。有些人为了出类拔萃拼尽全力，但大多数人一想到要全身心地投入训练就气馁了。
如果提升自我并不需要投入如此大量的时间，那是不是有捷径呢？那些力争上游的人是否拥有某些特殊品质，使他们能够超越其他人？BBC Capital采访了一位奥运冠军教练、一位创足球联赛纪录的经理人，还有一位超强学习者。
不要重复犯错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Florida State University）教授埃里克森（Anders Ericsson）表示，花一个小时做“正确的事情”比长时间心不在焉地学习要有效。确定需要工作的领域，然后制定有目的性的计划予以修正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埃里克森称这一过程为“刻意练习”。
埃里克森花了30年時間分析从音乐家到外科医生等精英人士是如何达到所在领域的顶尖水平。他说，培养正确的心态比天赋更重要。他表示，“有一种说法一直不绝于耳，即你想成为人中龙凤，你必须具备与生俱来的天份，因为培养高精尖人才实在太难了。但这个说法是错的。”
如果这是你的梦想，那就在心中设立这个目标，然后不断努力（Credit: Getty Images）
“设立目标是第一步。为了达到目标，我需要知道什么？或者能做什么？然后制定计划并坚持下去。第一天我会表明，‘
“刻意练习”的5个技巧
[*]设立目标是第一步。你的目标是什么：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人，还是其他什么？没有目标，就无法制定计划。
[*]从目标往回看，思考需要做什么才能达到目标？剔除那些对实现目标无益的事情。
[*]把计划拆分成小块，给自己设定最后期限。这样你就知道自己是落后于计划还是停滞不前。
[*]向有经验的人寻求反馈或者用视频记录。如果你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演讲者，那就拍下你自己的演讲，并与其他演讲者进行比较。
[*]停滞不前时，你需要从头来过。反思什么是别人做而你没做的？先退步后进步也有可能。
‘刻意练习’的宗旨就是让人们学会自我反馈。”
古斯塔夫松强调，教练的反馈建议给的越及时越有价值。通过纠正训练中的错误，他们能少在错误的事情上浪费时间。
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排球主教练麦卡琴（Hugh McCutcheon）表示，“运动员的目的是最重要的，他们必须渴望学习。运动员必须意识到应该容许自己有成绩会退化的空间。有时候，退一步才会进三步，但意志不坚定的求学者可能会因此丧失兴趣。想要精通一门技术是很困难的，任何运动都是如此。高超技艺使最优秀的人脱颖而出，而这需要大量的投入。”
2008年，麦卡琴带领美国男子排球队获得北京奥运会金牌。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他带领女子排球队获得银牌（Credit: Getty Images）
麦卡琴曾是美国男子排球队的主教练，并带领队伍获得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金牌。随后，他接管了女子排球队，并带领她们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获得了银牌。麦卡琴说，“教学是我们教练的责任，学习是运动员们的责任。这不是一个投入产出的问题。你会因为停滞不前而痛苦不堪，只有努力改正缺点的人才能挺过去。从初学者到行家，你并不会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才华的人太多了，天赋并不罕见，罕见的是集天赋、干劲儿和专注力于一身。”
福尔摩斯教给我们哪些思维方式？
2016年1月26日
福尔摩斯
安德鲁·里斯(Andrew Lees)刚刚在伦敦大学学院附属医院开始他的医生生涯，一位上司就给他布置了一张奇怪的阅读书单。这张书单里并没有枯燥乏味的解剖学大部头，反而包含了《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一部侦探小说究竟能给一位有抱负的神经学家带来什么启发？根据里斯最近在《大脑》(Brain)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这部小说对他产生的影响非常显著。无论你从事什么职业，福尔摩斯的洞察力都能帮你培养理性思维，让你受益匪浅。
正如里斯所说，福尔摩斯的创作者阿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本人也是一名医生。还有迹象显示，他创作的福尔摩斯原型来自那个时期的一位顶尖医生——爱丁堡皇家医院的约瑟夫·贝尔(Joseph Bell)。“我希望创作一部小说，里面的英雄对待犯罪时的手法，就像贝尔医生治疗疾病时一样高明。”柯南·道尔在1927年的一次采访中回忆道。
关注细节
但里斯怀疑，随着小说情节的推进，柯南·道尔可能还从其他医生身上获得了灵感，包括《神经学圣经》(Bible of Neurology)的作者威廉·高尔斯(William Gowers)。(柯南·道尔本人读博士时也专门研究过神经性退化疾病，他和高尔斯还有一位共同朋友——英国作家鲁德亚德·吉普林(Rudyard Kipling)。
很多人都希望通过冷静的思考和严密的推理来拓展思维，而福尔摩斯的故事则成为了他们的试金石(图片来源：BBC/Hartswood Films)
高尔斯经常教育他的学生，要在病人走进房门的那一刻就开始诊断。这一点可以从他后来出版的《Silver综合征和梅毒的临床讲义》(A Clinical Lecture on Silver and Syphilis)中看出：“当他走进房间时，你注意观察了吗？如果没有，你就应该这么做。作为一名医生，在病人走进房间时就开始观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习惯，你应该留意他的姿势和步态。如果你这么做了，就应该注意到他似乎有点瘸。另外，你现在肯定也看出来了——他的面色有点异常。事实上，你在他走进房门的时候或许就应该看出这一点。”
这与福尔摩斯非常相似，这位神探观察一个人的时候从来都不放过任何的细微之处。就像BBC翻拍这部经典小说时展现的那样。
事实上，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线索所蕴含的重要意义，给了这两个人灵感。“细微之处往往最重要，这已经成了我的格言。”柯南·道尔在《身份谜案》(A Case of Identity)中写道。
高尔斯和福尔摩斯都警告称，不要让偏见扰乱了自己的判断。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进行冷静而客观的观察。正因如此，福尔摩斯才在《波西米亚丑闻》(The Scandal of Bohemia)中告诫华生：“你确实看了，但却没有观察。二者的差别很大。”高尔斯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你应该采取这样的方法：面对一个病例时，如果你不熟悉所有的细节，那就暂时忘掉脑海中类型和名称，就像从来没有见过这个病例一样来解决新的问题。”
高尔斯某些时候在现实生活中的观察能力，足以匹敌福尔摩斯这个小说中的英雄人物。例如，他对一个最初被误诊为心理紊乱的病人展开了如下研究：
即便是在今天，对于很多希望摆脱“专长魔咒”的理性思考者来说，夏洛克·福尔摩斯依然能带来很多启发(BBC同事请注意：请替换成Getty的图片，eg: 3372878)
“我不经意间看到了床头卡，立刻被上面的一条记录吸引了：他的职业是‘画家’。我顺着这条线索检查了他的牙床，发现了画家的一个重要特征——他的牙床上有一条明显的铅线。”仅仅是用眼睛看到了他人忽视的细节，高尔斯就准确推断出此人死于颜料中毒。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这两个人都善于通过“合理的推理”对事情的来龙去脉抽丝剥茧，找到所有可能导致疾病(对高尔斯来说)或谋杀(对福尔摩斯来说)的原因。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用福尔摩斯的名言来总结这种方法再贴切不过了：“排除了一切不可能的推理，无论剩下的有多么不可思议，都将是真相。”
但高尔斯和福尔摩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或许还是勇于承认自身错误。“先生们——事事顺风顺水、不出差错总是令人心情愉悦，但犯错往往更有价值。”高尔斯说。而福尔摩斯也认同这一点：“我承认自己曾经非常盲目，但晚知晚慧总好过永不悔改。”
这份谦逊是打破“专长魔咒”(curse of expertise)的关键，这个问题困扰了很多才华横溢、智力超群的人。过去几年间，伦敦大学学院认知神经学家的依迪尔·道尔(Itiel Dror)记录了许多医学和法医学专家因为偏见而影响判断的例子——有时甚至发生在生死攸关的关头。
无论高尔斯对柯南·道尔具体产生了什么影响，福尔摩斯都给如今的人们上了一堂更大的逻辑思维课。即便是最先进的技术也永远不可能取代认真观察和逻辑推理。正如里斯所说，医院“仍是犯罪现场”——我们仍然需要利用最缜密的思维来解开重重疑团。他多年前就已经发现了一条真理：如果你想训练自己的推理能力，最好的办法就是阅读(或重读)夏洛克·福尔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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