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它民主：在真相事业中构想未来图景
[*]如题所示，对真相的寻求和捍卫应该是一项事业，而不是企业；它应该服务于公民，而不是”消费者”。如果它本身不是民主的，那么它肯定无法服务于民主。就如集中化的互联网不是民主的，我们就必需打破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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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新闻在一个出版自由的地方，人人可以阅读，一切都是安全的 —— Thomas Jefferson
现在的新闻以市场为导向的新传播和信息体系，显然是把受众当成了消费者，而不是公民。在这一过程中，公民的身份被彻底边缘化或取代了 —— Peter Golding
未来的新闻…… 十几岁孩子中，超过一半曾自己制作媒体内容，而在十几岁的网民中，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分享过自己制作的内容。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十几岁的孩子 正在积极地参与我们所称的*参与式文化*。参与式文化是门槛较低的艺术表达和公民参与…… —— Henry Jenkins
好吧，现在看起来 Thomas Jefferson 就像是个乌托邦主义者，他很可能无法想象如今的传媒业局面。他也许更愿意在互联网上搜索信息、参与信息制作，而不愿意被动接受媒体宣传。正如资深记者 Walter Pincus 所言：今天，主流媒体想要保持中立、展现涉事各方的观点，仿佛自己是一场“比赛”的裁判。在这样的“比赛”中，只有选手 —— 政客和政客的政治对手 —— 可以参加。媒体已经愈发成为了仅仅是其他人思想与观点的载体和传送者，不顾其重要性、相关度，有时甚至不顾其准确性。https://dev.drieendertig.nl/i0.wp.com/www.iyouport.org/wp-content/uploads/2019/05/%e6%96%b0%e9%97%bb-2736d.jpg?resize=1100%2C734&ssl=1
事实上，作为一位有洞察力的观察者，Thomas Jefferson 可能会注意到，至少有两种重要的公共信息模式在发挥作用。旧的新闻模式日渐式微，原因有两种：一是其商业模式垮塌；二是许多人不再信任旧的新闻模式生产出来的产品，或觉得与自己无关。在新模式中，互动和社交技术的应用不断扩大，培养了网络受众，他们参与分享甚至生产内容。在类似 netroots 运动中，以及那些通过电脑手机疯狂传送的高度意识形态化信息中，我们看到了第二种模式的重要性；在许多其他信息领域，从政治和商业信息到大英百科全书以及维基百科这样的参考文献信息中，也能看到这两种模式的痕迹。旧的媒体消亡，会出现一些不伦不类的试验品填充它们的位置。当然，问题是，这些替代品是否具备足以支撑自己发展的商业模式和产品质量。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当今某些实验存在的问题。这是个真实的故事。一位风险投资人去参加一场报告会，整个会议死气沉沉的，对方代表来自一家半死不活的报纸，他们的建议是，报纸要登载“更多宠物和爱侣的照片”。这位投资人越听越担心，因为整个会议没有任何人提起新闻的事。他意识到，在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报纸的大幅受益在某种程度上支撑着高质量的政治报道；这种商业利润补给给公共产品的做法的确不多见，而现在，随着上市公司收购新闻媒体并榨干了最后一滴利润，已经没有公司还会这么做了。这位投资人说：“或许作为公共服务的新闻业，就如同国防、新鲜的空气、干净的水一样，属于公共产品……如果任其自便，市场力量就无法足量生产这种产品”。[“Lone Star Trailblazer: Will the Texas Tribune Transform Texas Jourmalism?”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July–August, 39–43. 2012]想明白后，这位投资人帮助创办了《德克萨斯论坛报 The Texas Tribune》，这是一家致力于调查性新闻的网络报纸（www.texastribune.org）该报将自己的使命描述为：非营利、非党派的公共媒体组织，致力于促进公民对公共政策、政治、政府以及其他国内事务的关注和参与……很明显，“非营利”、“公民参与”这些特性与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新闻模式相去甚远；你在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的办报宗旨中是看不到这些字眼的。本文及下一篇文章将探讨和介绍重塑新闻业的实验性做法。但是，其中一些尝试会面临一些问题，比如，通过私人慈善事业和基金会操作，作为一种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或可行性。除了将新闻的焦点转向调查性报道和公民参与之外，《德克萨斯论坛报》还率先推出了互动数据库，使公众可以直接获取公共记录，这种做法引起了公众极大的兴趣。很多人订阅这份报纸不是为了浏览新闻和博客，而是为了访问它的数据库。由于技术的发展，公众可以直接获取自己所关心问题的答案，如 官员的薪水、竞选捐赠来源、学校的排名、交通罚单等等。而不是通过媒体的转述。事实上2010年的皮尤调查就已经发现，40%的成年互联网用户曾经查阅政府开支数据。只是关心和查阅还远远不够。如果公开数据不够真实、公开描述不够充分，公民应该知道还可以如何获取真相。这就是为什么 IYP 要介绍OSINT，这是互联网时代提供的前所未有的民主途径 —— 由公民掌握真相的机会。简单说，如果公民自己能够成为记者，提问与个人相关的问题，并通过基本技能寻找到真相作为答案，那么未来的公众将具有怎样的本质属性呢？是的，成为公民。或许在加密通讯和去中心化的社交媒体的帮助下，人们可以分享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采取行动，从而培育了大量更为积极的公众 —— 媲美传统主流媒体的影响力。但另一方面，公众的声音也很可能被碎片化，成为孤立的利益群体，他们的声音很难被听到。当然，不论传统新闻模式及其把关行为的结局如何，目前的信息环境都会是不同信息流的大融合。https://dev.drieendertig.nl/i2.wp.com/www.iyouport.org/wp-content/uploads/2019/05/%e6%96%b0%e9%97%bb-3c50e.jpg?resize=1100%2C733&ssl=1
彼此孤立的公民 ——数字时代的个性化潜能让很多民众为之神往。许多媒体顾问认为，对于传统新闻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日常的信息发布正在变得愈发个性化，迎合消费者的个人口味。对这一趋势的第一反应就是“庆贺”，因为在这个正在膨胀的信息空间里，个人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大，于是人们认为信息传播系统越个性化对民主就越有利。这种想法或许很诱人，但它是真的吗？如果民主只是每个公民脑子里滋生的东西，而不是在公共生活中枝繁叶茂，那么高度个性化可能就是完美的了。然而，正相反，它不是。就如政治学家 James Fishkin 批评的那样，即使是当前传播体系中最好的对话机制（如民意调查和脱口秀节目），也往往适得其反 —— 因为，它们只是在简单地将未被挑战的观念和偏见回传给了持有这些观念和偏见的个人，以及被割裂的受众群。Fishkin 指出，比较好的做法应该是这样的：利用调查、劝说、和焦点小组辩论等方式，组成互动的公民评判委员会，使这些人能接触到各种信息，聆听专家辩论，可以质疑专家，然后进行小组讨论，再公开宣布自己的观点。虽然在不同国家进行了几次实验表明，这些“议后”民意调查的结果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向民众传递信息、调查民意、和利用民意的政治与传播趋势似乎都在朝着相反的方向前进；面对面的讨论越来越少，而个性化的信息却越来越多。这是互联网媒介在塑造人心中所起到的强大作用。根据 Fishkin 的观点，目前许多旨在鼓励公民参与传播过程的设计，均缺少了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有关问题新知的条件。目前大多数民主政治信息体系都恰好缺少一些目标明确的公民间交流；而在媒体上是占主导地位的，⚠️通过民调和受众即时反馈所表达出来的意见强调的是易变的私人观点，根本不是真正的*舆论*，因为舆论是通过公共对话和讨论形成的。在公民决定新闻应该是什么样之前，或许他们更需要获得“议后”判断的机会。参与协商的公民 ——Fishkin 认为，不应该鼓励人们就某一问题直接发表不成熟的个人意见，而首先应该在互动的环境下，让人们接受新信息的挑战，进行思考，并参与讨论。在 Fishkin 早期举办的公共论坛里，参与者首先需要了解专家传递的信息，然后分成小组讨论自己所听到的信息，再对相关问题形成结论。1994年 Fishkin 对这一想法进行了开创性的实验。在几家印刷媒体和广播电视新闻的共同资助下，他随机选取了300名公民作为样本，他们要讨论的是犯罪问题。在阅读各种介绍资料、聆听专家意见、互相辩论之后，这些人对于如何解决犯罪问题，出现了戏剧性的观点变化。例如，实验前的调查显示，57%的人认为加重刑期是打击犯罪的有效手段；而了解到有关研究、并就刑罚与犯罪的关系进行了批判性思考之后，只有38%的人认为监禁是有效手段。Fishkin 不认为这是经历“实验”把人“变成了”自由主义者。他指出，在接触更多信息，参与讨论之后，他们对犯罪问题的严重性以及惩罚犯罪的必要性的关注，本质上并没有改变。然而，他们的政策主张却变得更加现实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不易被政治人物和新闻中肤浅的思想所影响。以这些早期的协商模型为基础，传播学者 John Gastil 建议组成公民座谈群组，对投票议题进行讨论，然后，各种须投票表决的问题、座谈群组的建议以及他们对各派观点的评定，可以随选票一起递送给投票者。Fishkin 认为，这样的论坛实验可以帮助我们学会如何听到“值得倾听的人民的声音”。包括 Fishkin 在内的许多观察家都认为，数字革命能让公民更多参与审议和协商的过程。然而，正在扩展的在线世界可能不会像许多乐观派一开始想象中那么容易适应有重点的、互动的公众体验。事实上，对在线社区进行观察会很容易发现，通过网络组织讨论的方式很少能够产生理想的结果。聊天室、电子公告栏、新闻群组、邮件列表、博客和维基百科，为使用者提供了大量的交流机会，但是，这样的在线交流往往没有约束，没有批判性思考，肤浅和极化，根本称不上商议。在面对面的人际交流中，人们也明显倾向于保持论前态度，就如 Diana Mutz 所分析的，大多数人会避免与观点不同的人一起讨论。本文的目标就是分析信息传播的积极参与者如何可以避免孤立，促进智慧的政治行动。探讨公民信息的未来。个性化信息和民主的未来 ——一方面是碎片化、个性化的传播系统；另一方面是数字网络化社会的趋势。能在这种尴尬中求得平衡的个体或许将会作出理性的信息选择。或许，人们不会逃避社会与世界的难题，因为可以自由选择构建更加私人化的现实世界；当然，人们可能会回避那些他们认为“不会影响到自己”的问题，或是“没有希望被解决的问题”，或是需要更多思考和关切而自己又没兴趣付出精力的问题……有关新闻消费习惯和政治参与模式的研究结果并不那么鼓舞人心。在美国，从80年代开始至今的新闻消费研究表明，公众对国际、国内和地方新闻的关注都在呈现大滑坡态势。这一下滑态势与投票可能性降低、甚至是注册投票可能性降低，均息息相关。但与此同时，迅速扩张的数字传播网络为人们提供了以相对低廉的成本随时获取遥远信息的可能性。最近几年中，年轻公民展现的参与热情反应了公民思潮一种令人欣喜的转变。然而，如前所述，参与的质和量同样重要。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就是，在目前的信息环境下，人们很可能会仅仅选择符合自己观点的信息。民主是否能在政治体验进一步碎片化、个性化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并保持一体？以个人为中心形成的封闭信息圈的一个特点就是，社会现实本身也变成了一种愈加个性化的产物。对于“我是谁”、社会如何标示我这样的问题，许多人实际上都拥有实实在在的选择权，这在人类历史上可能前所未有。而其中的原因，正如很多社会理论家所指出的那样，是过去曾经与团体属性紧密相连的身份在变弱。如 阶级、商业、俱乐部或者社区协会等。随着个人身份中这些元素明显变弱，取而代之的是对生活方式和消费社区的无限选择。[具体解释详见《nobody cares 的背后究竟是什么》]https://dev.drieendertig.nl/i1.wp.com/www.iyouport.org/wp-content/uploads/2019/05/%e6%96%b0%e9%97%bb-4cb6e.jpg?resize=1100%2C729&ssl=1
公共领域凋零？——民主意味着一种公共生活，也就是说，人们对如何解决共同问题可以进行批判性思考。公众对民主决策的参与质量取决于人们可以分享的大众传播平台。在这样的平台上，他们可以表达个人关切，提出新的想法，并见证这些想法是否经得住日常辩论的考验。这些公共空间包括咖啡馆、酒馆、市民议会、读书俱乐部、小餐厅……它们构成了先锋传播理论学者 Jurgen Habermas 所称的*公共领域*。许多当地观察家都意识到，在现代社会公共领域正在缩小，或至少面临分裂的危险，而且讽刺的是，个人传播技术的扩张对公共领域的缩小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例如社会学家 Todd Gitlin 认为，与其考虑具有凝聚力的公共领域，不如考虑一下微小的、变化中的“分公域”的扩张更有意义。[ Todd Gitlin, lecturer,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这些按兴趣形成的分公域极具吸引力，通常会为逃避大社会带来的痛苦提供安慰。然而，如果人们不断适应这些传播技术构建并享受自己的私人世界，那么他们去什么地方汇聚并分享彼此的关切和信息呢？如此一来，形成共识的机会不就更少了吗？具有凝聚力的政治讨论离不开这样的聚会和分享。简而言之，我们进行政治传播的过程和我们如何一起采取政治行动，是密切相关的；即 如何界定目标、制定行动计划。国家政治的一个极端就是政治斗士，他们不断使用道德口号充斥各种媒体，热情地呼唤人们追随。但是因为受众已经分化，这些人只能在脱口秀和YouTube中走红，对于有闲看节目的人来说，他们提供了一种低成本的媒体奇观，但是对于更多厌倦的人来说，他们显然只是树立了糟糕的榜样。如前所述，如今许多人更倾向于躲避政治，或是至少希望政治话题局限在家里，而不愿在生活中毫无偏见地参与公共辩论。许多观察家都指出过，公共信息的权威基础本身在衰落；正因为每个人都能够分享信息，对他人分享的信息给予尊重的共同基础就被弱化了。新闻媒体并没有对这种个性化的信息趋势施加有意的影响；他们只是为了迎合大众情感和消费者口味，而不是为了传播具有挑战性的另类观点。简单说，从信息体系任何一个层面来看，无论是从新闻媒体的立场，还是政治角色的立场，抑或是民众角度还是技术因素，很显然，我们现在所处的信息环境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https://dev.drieendertig.nl/i0.wp.com/www.iyouport.org/wp-content/uploads/2019/05/%e6%96%b0%e9%97%bb-5c50e.jpg?resize=1100%2C733&ssl=1
—— 没有魔法 ——当下的传媒业不是民主的，这就是为什么它无法服务于民主。“新闻自由”被沦为了一场神话；人民被锁定在弱势的地位上，所有选择都是被安排好的，他们的政治反应被新闻模式的把关规则所过滤。这种情况下已经没有能独立决策的公民，公众最常出现的只是心理学家常说的“习得性无助”，他们要么逃离 — 从政治和公共生活中退出，要么拥抱完全不切实际的概念从而变得虚无。没有什么魔法可以改变这一局面。它不是一蹴而就的，改变的过程只会更加耗时；但是任何一种小的改变都是在为大的目标而积累。想想看我们可以提一些什么建议？给公民的建议 ——对于如何获取信息，公民可以进行更有创造性的思考，这样就会带来变化。首先是参加公共生活，但不要寄希望与那些不切实际的神话；然后开始自由想象，寻找替代方案，展开头脑风暴思考一下如何建立一个更完美的信息秩序，这不会产生什么成本。职业新闻已经快毁掉了，但这不是真相的结束。在思考传播的方程式时，或许人们应该更多在输出端考虑多样性及其质量问题，而不是在输入端纠结于“为什么无法改革”。除了开动脑筋思考如何设计一个更好的传播体系，公众还可以学习如何更好地利用现有的传播体系。IYP在“媒体和新闻自由”栏目中提出的思考和批判性分析有可能帮您解码新闻。如果人们能读出新闻的言外之意、看到照片背后的门道，就能对新闻少一点失望和困惑，能更清晰地知道自己的责任。简而言之，若想更好地了解世事，并非简单地加大阅读量就可以了，而是，要在批判的眼光下解码多方信息；若想更好地了解世事，不仅仅需要记住当天孤立的新闻事件中谁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在何种方式上做了什么。理解公共问题的政治原因和社会影响才能帮助你理清思绪，决定如何回应。以下这些简单的建议将有助于读者成为一个更具批判思想的公民。1、识别陈词滥调和情节公式当新的消息被装进旧的公式中，人们也就不会有什么动力去用新的观点代替原来的偏见了。政治人物最容易讲、记者最容易写的故事，往往建立在有关这个世界的熟悉形象上，而不是真正的事实 。除非这种炒冷饭的东西被识破、被扔掉，否则这样的新闻对公共讨论毫无帮助，只能固化肤浅的理解和老旧的思维。发现并抛弃那些诱导性的描述和时髦的流行语很重要，否则任何进步派支持者只会被惹恼，因为他们看到的是一睹高高耸立的高墙，阻碍了有意义的传播。诸如“左派”、“右派”、“大政府”、甚至“有地位的”、“知情人士”这样的说法都对信息进行限定，让人们作出选择性的解读。比如说，也许有些人真的是“恐怖分子”这个词所指的那种反社会人格，然而，泛泛地向恐怖主义“宣战”却为更多值得质疑的政治可能性提供了机会。而且，对恐怖主义的情绪化反应使值得怀疑的外交政策被轻易地贩售给公众，最典型的就是入侵伊拉克。其借口存在严重事实缺陷，但通过打感情牌，挡住了许多质疑的声音。当人们意识到问题时，为时已晚，（伊拉克战争是任何关于政治宣传如何操纵世界的论文中最多出现的案例）“恐怖分子”之概念还被用来当作绕开法律程序实施拷问的挡箭牌，更，让大规模窃听监视找到了最强的理由。这是媒体帮助构建出的概念 —— 也是“前期宣传”的一种，相关分析详见《操纵式宣传：五个过滤器和识别线索》大而化之的“反恐战争”标签也会妨碍对权利被剥夺群体的理解。对这一群体来说，如果他们想要社会关注，要想问题得到解决就只能破釜沉舟诉诸暴力，正如政治学家 Steven Livingston 所分析的，“恐怖主义”标签通常会被意欲推行自己政策议程的政治人物策略性地应用在新闻中，而这样的标签则会影响如何讲述关于他们政策的故事。关于这个问题，更多分析详见《暴涨的种族冲突和身份证明的魔咒》2、寻找不符合情节的信息“世界上有三种谎言：谎言、彻头彻尾的谎言，和统计数字” —— 记住这句话很重要。文献、包括统计数据和图片，都可以被断章取义，拿来作为当下观点的证据。只要与“有力的形象”、熟悉的情节、或任何被深信的观点相吻合，它们就会被*看起来真实*。请记住关于*事实*的警句：事实从来不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原始数据总是乱糟糟和模棱两可的。数据的模棱两可也恰恰是它们的优势 —— 可以激发人们进行批判性思考，并寻求新的可能。当事实与说辞配合得太完美时，它们提供的是心理上的肯定，而不是对事实的验证。很少有人有动力去挑战政府和名流的说辞。为了抵抗这种新闻心理，公众在接受某一“事实”之前必须仔细辨别其真伪。首先应该透过其夸夸其谈的迷雾，辨清某种说法是确有证据还是空口无凭的指责和断言。最重要的是，应该找出不严谨的事实，在此基础上，也许你能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就那些值得推敲的事实进行分析解读，可以帮助我们看清值得关注的潜在政治问题。如果你不是急于将它们套进相关新闻的情节中，就会比较容易聚焦于这些游离的事实，并锁定它们的方向。3、通过其他信源核实意识形态倾向性的言论这里指的不是去“时代周刊”核实“新闻周刊”的报道，而是说，应该把那些提供了更多、更丰富的历史记录，反应了批评人士、反对组织或无利益纠葛的学者思想的出版物和文献纪录片当作参考。利用互联网可以很容易搜集到关于任何话题的海量信息，当然，算法在操纵你最可能看到什么，人们基本不会去浏览搜索引擎第三页及之后显示的内容；不过，学会搜索肯定是必要的，科学的搜索依旧能让你找到值得关注的内容。记下一些信誉好的独立媒体的域名也非常必要，我们在下一篇文章中会介绍*替代媒体*的概念，一些很成功的替代媒体是公民应该熟知的。关于如何进行更合理的搜索，详见《高级运算符辅助开源调查：巧用搜索引擎挖掘情报》。最后，为了驾驭信息，建议安装一个简易的信息聚合阅读器 RSS，肯定会比社交媒体上的信息轰炸要强很多。4、识别政治宣传和新闻运作有些时候，“新闻”中似乎找不到什么不严谨的事实可供另做解读。被成功控制住的“新闻”，其事实材料的数量刚好能满足政治剧本塑造形象的需要，特别能唬人。当政治人物成功推出他们按剧本表演的新闻事件 —— 或者说虚假的新闻事件时 —— 媒体倾向于只报道那些被特意植入的、可以增加可信性的片面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是极难辨别的，批评家必须学会识别虚假报道的特点，并解码其传递的政治讯息。当然，第一特征就是：成功的虚假新闻事件中不会让你看到很多漫无边际的事实。在这里看到更详细的分析《操纵式宣传：五个过滤器和识别线索》我们在后面还将有更多分析。当一位政客要对某种现象宣战时（不论是腐败还是黑社会还是恐怖主义），公民应该准备好从中寻找政治表演的痕迹。中国的反腐反黑就无需解释了。在美国，这种表演也是很有传统的。里根当年就宣布“向犯罪开战”。那是电视剧时代，政治表演还算朴素的。当时他宣布了一揽子立法，要让罪犯“付出更大的代价”。里根的整个表演目的是塑造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形象，汇集民意支持，笼络那些心存恐惧的、经济困难的民众。请注意这一表演是在里根遭受首次重大失败后的两天内提出的（因为国会推翻了他对一项重大的联邦开支法案的否决）。有没有可能里根的媒体公关团队已经设计好了他获胜的剧情安排并为之候场？细心的政治批判者应该能发现其中的政治表演痕迹，将演员与其政治际遇联系起来。老布什后来也模仿里根的做法，推出了“向毒品宣战”，他把道具运用得更加驾轻就熟。在这场戏里，新闻道具是一袋子强力可卡因，老布什在电视里举起这袋可卡因“宣战”。华盛顿邮报后来承认，老布什的这场戏是由某媒体顾问团队策划的。这篇报道在媒体中引起了强烈反应，并在此后被不断引用和提及，成为了一个经典的闹剧案例。华盛顿邮报说：为搞到这袋可卡因并不是易事。为了配合老布什撰稿人写的脚本，缉毒局的特工在总统讲话前四天，把一个可疑的毒贩骗到了拉法叶公园，上演了一场“抓毒贩”的戏码。实际上拉法叶公园广为人知，主要是因为在白宫对面，而并非是因为什么非法毒品活动。事实上，那个十几岁的嫌疑人是平生第一次接触到伪装成买家的便衣特工，似乎对他们的要求感到迷惑。“白宫在什么地方”。在被缉毒局特工秘密录音的对话中，那位嫌疑人这样问道。“我们不得不设法把他弄到这里”，缉毒局华盛顿地区办公室的特工 William McMullen 说，“这可真不容易”。这出戏被揭穿后，老布什接着又按照其媒体公关团队的导演，针对揭露者的批判做出了策略性的回应：时不时地对媒体发发飙。老布什的谋士们发现，对媒体发点小脾气能显得总统更强硬、更尽责。5、学会自我批判你可能会担心这些建议会让你变成一个愤世嫉俗的人而不是批判者。还有谁可以相信？还有什么值得相信？新闻批判的目标并不是要否定一切，而是面对人云亦云的压力，学会对世界大事进行独立的、自信的思考 —— 不是要怀疑所有的权威，而是要相信自己的判断。这会引出一条最重要的原则：先入为主的观念和偏见，在筛选和接收新闻信息时，会发挥明显的作用。认识到这一点就应该努力有意识地在任何可用的场合，选取与之相左的信息，挑战这些观念 —— 它说的哪里有道理，哪里值得探讨？自我批判并不是说要把原有的观念连根拔除，也不是说要像树立某种观念时那样快速地将它们拆毁。它的目的是确保我们的信念不会成为一面横在真相面前的墙。当信念有助于我们建设性参与解决问题时，它就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当信念被作为绝对真理来捍卫导致所有与之对立的证据被忽视时，它就会成为社会问题的根源。反对派尤其应该注意这点。你们的信念是正义的，但如果你希望获得更多的民众支持，你就需要在政治策略层面胜过你的对手。切勿让人们评说“反对派和他们反对的人一个鸟样”。6、寻找更多视角的信源这是一个大建议。而且不仅是寻找 —— 因为资本垄断导致认知的垄断，你有可能找不到其他视角（就如谷歌对独立媒体实施在搜索排名中降级）。于是针对这种状况需要的就不仅仅是技术了，而是一场运动。
让它民主：替代媒体作为抗争之源
[*]媒体不仅仅意味着一张报纸或一个网站。希望您能通过本文了解到反抗意味着什么、如何寻找社会空间以发挥反抗的能力、如何在身边开启民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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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讨论了一些让新闻再次服务于民主的建议。主要是给公民的建议。当然，也可以给职业媒体一些建议，但理论上他们绝对做不到。于是我们专注于公民，毕竟民主意味着公民的行动，而非任何特权阶层。上一次分析到一些不现实的和失败的传播实验，本文将介绍一些比较成功的、可以作为参考的实验案例，即：替代媒体方案。理论上这一民主实践有希望在中国获得成功。替代媒体是指在内容、制作或发行方面与已建立的或主导类型的媒体完全不同的媒体 —— *完全不同*就是关键字，据我们了解中国目前没有这样的项目，中国的自媒体不是替代媒体、公众号和私人博客只是主流媒体的复制品。下面会解释为什么。替代媒体有多种形式，包括印刷、音频、视频、互联网和街头艺术等等，都包括。这不是新鲜事物，而是有传统的。人民的自由之心自古以来都很强盛。一些早前的例子包括20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杂志、少数族裔和土著人媒体，如 加拿大的第一人民电视网（后来更名为土著人民电视网），以及最近出现的一些在线的开放出版新闻网站，如 Indymedia。关键的区别在于：主流大众传媒总体上代表政府和寡头企业的利益，而替代媒体则往往是非商业性项目 —— 主张那些被排斥在主流之外的人的利益，例如 穷人、政治反对派、少数民族、劳工团体、LGBTQI 等等。⚠️所以，并不是说你没有资金靠众筹维持并没有商业化就可以称得上替代媒体的，关键在于你为谁服务。这些媒体传播的是被边缘化社区的观点，例如在公民社会组织 Democracy Now 中你才有机会听到的观点，并创建身份社区，例如在 YouTube 上创建的 It Gets Better Project，以应对同性恋青少年自杀事件的增加现象。类似案例非常多。简单说，替代媒体是行动主义者，而不是嘴炮。另类媒体挑战了主流文化的信念和价值观，并被 Antonio Gramsci 的文化霸权理论的拥护者们描述为“反霸权”。“反”，就是中心意义。—— 定义 ——“替代媒体”有各种各样的定义。例如，John Downing 将“激进的替代媒体”定义为“表达反霸权政策、优先事项和观点的另类愿景的媒体”；Chris Atton 在评估该术语的各种定义时，反复注意到源自小规模反霸权群体和个人的替代媒体制作的重要性。Christian Fuchs 还认为，替代媒体必须具有四种不同的特性。
[*]首先，这些媒体的受众必须参与创造替代媒体所发布的内容。
[*]第二是它必须与主流不同。
[*]第三，它应该创造一个与国家和寡头公司完全不同的视角。
[*]第四个属性是替代媒体必须“与市场和/或国家建立不同类型的关系”。
这四点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具备这四点才能称之为替代媒体，而不仅仅是独立媒体。独立媒体有可能无需做到全部这四点。于是您能看清，为什么我们说中国目前没有这样的公民社会项目。并且，您可以理解到替代媒体的参与者在技能方面的重要性，也就是IYP不断介绍技术技能的用意，这是民主实践中关键的基础设施。您一定熟悉一句流行语叫“医生不会告诉你的事”，人们普遍对这样的流行语所涵盖的内容感兴趣，因为绝大多数人能根深蒂固对认识到，那些拥有强大权力的人不会完全为普通人着想（只是类比，此处无关医患关系）。媒体也一样。对于那些垄断者和具有强大后台的媒体，你不用指望从它们那里看到有利于公民的完整真相，而且它们很擅长愚弄和操纵公民，以利于权势的利益。于是，打破它们的第一步是应该认识到它们是如何操弄你的，这方面非常微妙，并非显而易见，我们在“How To Win”部分有很多介绍。了解并能准确识别国家和寡头公司的影响力手段，是打造合规替代媒体的重要基础。简而言之，当你看到异议记者主张“像其他国家的主流媒体学习什么以抵制本国的主流媒体”的时候，你能知道，这里尚且不会诞生替代媒体，没有公民社会。https://dev.drieendertig.nl/i1.wp.com/www.iyouport.org/wp-content/uploads/2019/05/1611c.jpg?resize=1100%2C640&ssl=1
—— 常见的方法和做法 ——替代媒体学术研究的方法试图理解这些媒体的重要性，每一个研究都强调媒体的不同方面，包括公共领域的作用、社会运动方面的作用、以及创造媒体的社区的参与。民主理论与公共领域 ——理解替代媒体的一种方式是考虑他们在民主传播过程中的作用。哲学家 Jürgen Habermas 提出，一个健康的民主社会需要一个可以积极发动公民参与、在公民之间进行理性辩论的空间。至关重要的是，公共领域的对话不受任何当局的控制，以便公民能够平等地交换意见。这意味着需要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在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想法中，参与对所有人开放，所有参与者都被认为是平等的，任何问题都可以提出来进行辩论。但是，这种观点没有注意到女性和少数群体（及其利益）被固有地被排除在公共领域的辩论之外。鉴于这种社会不平等，哲学家 Nancy Fraser 认为：多个独立公共领域是十分重要的，其中下属群体的成员可以首先在他们自己之间审议问题和关注问题，然后将这些问题主张带到更大的公共领域中。替代媒体对于发展群体的需求和身份以及挑战更大的主导公共领域至关重要。例如，一个女权主义的反公共领域负责传播这样一种观点，即家庭虐待和生殖权利等妇女问题在大公共领域值得辩论。一个政治异议的反公共领域负责传播的观点是，权势在隐瞒什么、我们如何才能反击。社运媒体 ——社会运动是一种集体行动。涉及大型、有时是非正式的团体或组织，它们关注特定的政治或社会问题，并推动、抵制或消除社会变革。前者指的是进步运动，后者指得是保守运动。在中国发生的更多是后者。⚠️社会运动媒体指的是社会运动如何使用媒体，而且，由于社会运动的本质，媒体往往是一种重要的替代方式。沟通对社会运动的成功至关重要。研究表明，社会运动在通过主流媒体进行交流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因为主流媒体经常会系统地歪曲、诬蔑或忽视社会运动的观点。 New Media & Society. 11 (5): 749–771. doi:10.1177/1461444809105350.]主流媒体很可能会否认社会运动在其发展的关键时刻的代表性意义，利用消息框架破坏、或削弱公众对运动合法性的看法，或隐含地鼓励寻求报道的运动行为者迎合社会活动主流报道的可疑价值，包括对暴力、情绪和口号的高度关注。你能在黄背心运动中看到主流媒体的集体抹黑和冷漠，理解这点并不难。这种有问题的社会运动报道通常被称为抗议范式：大众媒体通过对抗议者的偏颇描绘使抗议团体被边缘化，并通过这样做而支持现状。因此，社会运动经常需要转向替代媒体形式和实践，以便更有效地实现其目标。黄背心并不是特例。主流媒体对社会运动的抵制在新闻业史上比比皆是。另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占领运动”，它始于2011年9月的占领华尔街。占领运动抗议世界各地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其主要目标是使所有社会中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不那么垂直分层，分布得更加平坦。地方团体往往有不同的侧重点，但在该运动的主要关注点中，涉及大公司和全球金融体系如何控制世界的方式不成比例地使极少数人受益，这种不公平破坏了民主、并且导致不稳定。https://dev.drieendertig.nl/i2.wp.com/www.iyouport.org/wp-content/uploads/2019/07/%e5%8d%a0%e9%a2%8607c2.jpg?resize=1100%2C731&ssl=1
将“占领运动”的主流新闻报道与替代媒体的报道进行比较，你会发现几种趋势。首先，主流媒体将对事件的混淆视为主导框架，而替代媒体则关注示威者实际上试图完成的事业。其次，主流媒体将抗议者置于任何暴力的过程中，而另类媒体则关注警察的暴行、及其对和平抗议者施加的暴力行为。“Media framing: A comparative content analysis on mainstream and alternative news coverage of occupy wall street”. The Elon Journal of Undergraduate Research in Communications. Retrieved October 26, 2015.]还记得我们在上篇文章中所举的例子吗？我们的记者留言给主流媒体的一带一路峰会驻场记者，要求他们关系一下会场外封路所造成的民生问题，但是他们不会关心这点，这不是他们的利益所在。替代媒体是激进主义者。人权、环境运动、和公民权利等领域的社会运动产生了替代媒体，以促进其目标，传播其意识，并激发公民参与和支持。人权 ——使用替代媒体进行人权社会运动的一个例子是 WITNESS 组织。WITNESS 是一个非营利人权组织，其使命是与实地组织合作，支持记录侵犯人权的行为及其后果，以促进公众参与、政策变革和公正。他们使用手持式便携式摄像机和智能手机等技术录制视频，以吸引全世界的注意力，并更深入传播侵犯人权的行为。他们记录了巴西贫民窟的警察暴力、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儿童兵、巴西和美国的人口贩运、以及许多其他侵犯人权行为，使用的都是替代媒体。环保运动 ——使用替代媒体的环保运动的一个典型例子是绿色和平组织。绿色和平组织是一个非政府环境组织，将其活动集中在全球问题上，如气候变化、森林砍伐、过度捕捞、商业捕鲸、基因工程和反核等问题。它使用直接行动、游说和研究并用的方法来实现其目标，尤其是：替代媒体。他们使用在线策略，如 播客和博客以及表演艺术。后面的“形式“部分有更多介绍。Alternative and Activist Media.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民权运动 ——使用替代媒体的民权组织的一个例子是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 SNCC 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中最重要的组织之一。SNCC 参与了南方选民登记权运动，成立了自由学校，组织了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MFDP），以及许多其他成就。SNCC 使用的替代媒体策略包括建立一个专门的沟通部门，其中包括一个摄影部门，有自己的印刷机（发布其通讯），有出版的宣传材料，并创建了一个替代在线媒体。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48: 291–308. doi:10.1017/S0021875813002545.]https://dev.drieendertig.nl/i2.wp.com/www.iyouport.org/wp-content/uploads/2019/07/2-17a16.jpg?resize=1100%2C789&ssl=1
—— 参与式文化 ——替代媒体经常被研究作为参与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最重要的是，其中公民不仅仅是消费者，而是作为贡献者或生产者。通过开放媒体制作的渠道，参与式文化被认为可以促进民主、公民参与、和创造性表达。参与式文化很古老，远远早于互联网出现。业余新闻协会就是一种参与式文化形式，出现在19世纪后期。这些协会的成员排版并打印他们自己的出版物，这些出版物通过订户网络邮寄。Zines，一个谈话广播节目和小组项目，也先于博客、播客、维基和社交网络。借助维基百科，Tumblr，Imgur，Reddit，Vine 和 YouTube 等网络服务，所有这些服务都允许用户分发原创内容，使媒体制作更具参与性。随着公民在收集、报告、分析和传播新闻及信息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参与式新闻也创造了替代媒体。这种形式的替代和激进的新闻采访和报道功能在主流媒体机构是绝对找不到的，往往是对专业新闻主要缺点的回应。它参与新闻实践，但是不会受到利润目标的驱动，具有不同的理想，并依赖于其他合法性来源。参与式媒体方法考虑参与制作媒体内容以及将媒体制作流程作为替代媒体的定义特征，以做出决策。参与式文化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其中媒体素养是通过了解媒体系统的惯例和生产方式以开始参与的途径之一，也就是我们前文中分析到的公民社会行动者必须具备充足的技能。学习自己制作媒体的个人是将公民从扫盲转向参与的重要步骤。粉丝小说、社区广播或FM、家庭视频等等，这些都是公民可以制作的媒体内容，实现参与文化，并逐步转向制作替代媒体。通过促进参与，替代媒体有助于加强公民态度，使公民能够积极参与与日常生活相关的主要领域之一，并将他们的沟通权利付诸实践。为了说明民主与参与媒体制作之间的关系，“公民媒体”一词表明：替代媒体可以帮助那些制作媒体的人也成为积极的公民。这一概念与社区媒体密切相关。—— 社区媒体 ——社区媒体包括公民媒体、参与媒体、活动家和激进派媒体、以及地方或区域特定平台参与的更广泛的传播形式。与其他形式的替代媒体一样，社区媒体一直在努力避免商业化。消除或避免单一所有权或赞助的动机，⚠️是希望不受到监视、不需要某种义务满足特定议程。社区媒体通常被归类为草根，这种描述既适用于财务结构，也适用于内容创建过程。虽然社区媒体的多样性因媒体平台而异（广播、电视、网络或印刷品），但媒体来源通常向公众/社区开放以提交材料和内容。这项开放的政策需要符合社区媒体的价值观，以维持民主的方法和精神。历史上，社区媒体有助于提供另一种政治声音。在世界各地的社区形式中，这类媒体更多被用来提升特定空间的需求和语话，通常与地理、文化、社会或经济相似性密切联系。民族和土著媒体 ——少数族裔社区媒体可以是本地化的，也可以是国家的，用于向目标人群传播信息。它们为少数群体社区以及少数群体和多数群体之间的讨论和交流，提供了平台。请注意一点，⚠️少数族裔替代媒体并非自娱自乐的封闭圈子，它的目的是与多数族裔群体形成更友好的沟通和协作。通常，以少数族裔为重点的媒体提供必要的资源，以其自己的语言为其受众提供基本信息，帮助特定群体作为其居住国的平等公民参与。这些媒体平台和网点根据种族、民族或文化特征，为被剥夺权利或被边缘化的群体提供文化交流和提升或赋权的机会。从历史上看，这些形式的媒体有双重目的：一方面向传统上被主流媒体忽视或绕避的社区传播信息，另方面作为政治抗议或社会改革的工具。为解决少数群体发声而创建的空间通常跨越替代媒体和激进主义媒体的路线，致力于通过主流措施提供无法获得的资源，并转变普遍可接受的观点或对特定人群的理解。在整个20世纪，媒体空间的开发都是明显活跃的，是为了适应不断增长的多元文化状态。比如在美国，非裔美国人创建了像 Chicago Defender 这样的当地出版物来分享关键信息，以保护公民免受警察和政策制定者的歧视行为，而 Jet & Ebony 的杂志则赋予了全国黑人以身份，赞扬了美国黑人的成就和思想领导力。而且，类似的做法在拉丁裔/亚裔群体中也变得越来越普遍。https://dev.drieendertig.nl/i1.wp.com/www.iyouport.org/wp-content/uploads/2019/07/3-121cb.png?resize=1066%2C722&ssl=1
从属者研究 ——在替代媒体研究和从属者研究中发现了相关的目标，因为两个领域都普遍存在对被剥夺权利和受压迫的声音的关注。从属者研究借鉴了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对“下层”群体的讨论，即 被认为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处于劣势地位的群体。从属者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提出的，“从属者有机会说话吗？”她在她的同名论文中提出了这个问题。Spivak 调查从属者是否在霸权政治话语中有发言权，如果有，他们的声音是否能被听到，是否允许他们参与。⚠️这很重要，因为从属者参与政治和其他社会和文化实践的能力是挑战他们的从属地位的关键。这种特殊的学术机构对于替代媒体的研究和讨论是非常有用的，因为他们共同关注被剥夺权利的人民参与和抑制主流霸权话语的能力。Can the Subaltern Speak?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an Idea. Ed. by Rosalind Russel.]在替代媒体学者 Clemencia Rodriguez 的研究中这种联系被加强。在对公民身份的讨论中，Rodriguez 评论说：“公民必须通过参与日常政治实践，在日常生活中才能获取公民身份……当公民积极参与重塑自己身份、他人身份和社会环境的行为时，他们就会产生出力量。中国公民为什么倾向于“吃瓜”，曾经有很多观察人士作出过解释（包括我们），但是不可否认的一点就在于，缺乏参与的积极性和条件，以至于被动地处于事不关己的旁观地位。因此，可以说，通过创建替代媒体的从属组织，人们确实可以表达自己的公民身份，由此产生了力量，并让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希望中国公民能通过本文获得启示。Fissures in the Mediascape.Creskill, NJ: Hampton Press.]https://dev.drieendertig.nl/i0.wp.com/www.iyouport.org/wp-content/uploads/2019/07/4-1991f.jpg?resize=1100%2C728&ssl=1
—— 媒体形式 ——1、地下出版物另类媒体由印刷出版物组成，提供与主流媒体和企业媒体的报纸、杂志和其他印刷品所提供的不同或持不同意见的观点。Factsheet Five 出版商 Mike Gunderloy 将另类新闻描述为成熟的地下出版社。 Whole Earth, the Boston Phoenix, 和 Mother Jones 都属于这类。地下出版物出现的数量很少，通常难以辨认，踩在无法辨认的主题的薄冰上，从来不会为设计师的牛仔裤那种东西刊登广告。替代媒体的一个例子就是战术媒体，它使用“hit-and-run”战术来引起人们对新出现问题的关注。通常，战术媒体试图揭露那些操控主流媒体来源的大公司。对此我们后面还有具体分析，关于《守门人作为认知杀手》。致力于战术媒体实践和信息活动的一个著名非政府组织就是 Tactical Technology Collective，它的理念和 IYP 差不多，即 协助人权倡导者使用技术保护自己，并在必要时进攻。他们向全球社区免费发布了多个工具包，包括南亚非政府组织，并且协助建立一个自主的非政府组织框架，即 Security-In-A-Box。这是一个软件集合。为在潜在敌对政治气候下运作的非政府组织保护数据安全，以及一个简短形式的工具包 10 Tactics —— 为权利倡导者提供原创和巧妙的方式来吸引公众注意力、并达成事业目标。2、无线电无线电由于其低成本，易于使用和近乎无处不在而成为替代媒体的重要形式。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澳大利亚，一个新的替代无线电部门诞生，由那些被排除在两个国家广播系统之外的人创建。在美国，第一个由听众支持的独立电台 KPFA 始于1949年，旨在提供真正自由的声音，不受主流电台商业利益的束缚。他们的内容范围很广泛；虽然一些电视台的主要目标明确是政治性的和激进的，但其他电台则试图播放他们认为被排除在主流电台之外的音乐。替代无线电通常（尽管不总是）采用社区广播的形式，通常被理解为参与性、开放性、非营利性，并由社区制作。这些无线电台可能合法也可能非法播放，作为海盗电台。替代无线电是一种全球现象。社区和替代无线电活动的例子包括TilosRádió（匈牙利），Missinipi 广播公司（加拿大），Pacifica Radio 和 Prometheus Radio Project（均在美国）、以及 Radio Sagarmatha（尼泊尔）。3、视频和电影另类电影和视频通常是在主流电影和视频行业所覆盖范围之外制作的，其特点是主流产品中很少见的内容和/或风格。但是，它们的特定类型、内容和形式差异很大。它们通常在非营利性组织环境中产生，例如 视频艺术集体（举例 Videotage，洛杉矶电影制片人合作社）或草根社会正义组织（举例 Line Break，CINEP-研究和大众教育中心）。参与式视频项目中被边缘化群体或资源不足的群体通过视频讲述自己的故事，参与者都有相关的传媒技能，并增强相关人员的能力，传播主流媒体中人们通常看不到的表现形式，最重要的是，挑战现有的权力关系。[社会组织讲述故事的重要性，详见这里的分析《利用讲述故事推动社会变革的秘诀》]美国的另类电影在20世纪30年代的 The Film & Photo League 组织中很明显，通过社会纪录片和新闻片的编辑引起社会对工会和阶级问题的关注。Film History. 18 (4): 361. doi:10.2979/FIL.2006.18.4.361.]随着技术的普及，激进的视频制作在80年代达到了顶峰。公共电视提供了广播渠道，通常是朋克和嘻哈影响的激进派文化批评。例如，Deep Dish TV是一个电视网络，旨在通过公共电视提供接入基层组织的媒体，放大被边缘化的观点、纠正误传。如今，便携式的录制技术和互联网给了全球参与替代视频内容制作的更多机会，并促成了更加高效的流通和内容消费。https://dev.drieendertig.nl/i0.wp.com/www.iyouport.org/wp-content/uploads/2019/07/5c50e.jpg?resize=1100%2C733&ssl=1
4、互联网随着数字技术日益增加的重要性，出现了关于数字媒体适应替代媒体和主流媒体之间二分法的问题。首先，博客、Facebook、Twitter 和其他类似网站，虽然不一定被创建为信息媒体，但越来越多地被用来传播新闻和信息，理论上都可以充当替代媒体，因为它们允许普通公民绕过传统主流媒体的守门人高墙，并分享这些公民认为重要的信息和观点。其中最重要的是：⚠️避免集中化网络平台监控审查，做好安全防御工作。这点详见我们的介绍《大清洗：反侦察的第一步》、《角色扮演：行动者刚需》，以及“Knowledge Node”栏目中介绍的诸多安全知识。其次，互联网通过人际网络的培养、社会变革的集体行动，并使信息更易于获取，为动员提供了另一个空间。通常，在具有异议、持不同政见或非传统观点的人群中，互联网平台允许创建新的替代性社区，可以为那些通常被主流媒体边缘化的人提供发言权。此外，互联网还导致了另一种编程形式，使专业人员和业余爱好者都能够颠覆或逃避对信息和信息技术的开放获取形成阻碍的商业和政治限制。最后，互联网还孕育了一种创造和传播知识的新方式 —— 共同知识 —— 这与自上而下的灌输方式不同。它寻求并鼓励多个用户的参与，促进协作知识生产的形式。维基百科是这一类型的一个很好的例子。5、街头艺术街头艺术通常被认为是游击艺术，不受正规艺术界的限制。街头艺术以涂鸦、模板、壁画和印刷品的形式占用或改变公共空间，作为抗议和社会评论的手段。街头艺术作为另一种形式的重要方面是它融合了美学和社会参与、城市空间的使用、以及与艺术所在地区的社会景观的互动。街头艺术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一种与高级艺术和商业场所截然不同的艺术形式而受到欢迎，之后，随着人气的增长，一些街头艺术家从街道的其他场所搬到了画廊和博物馆展览。巴黎、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圣保罗等城市通过艺术家集体行动和竞赛的形式将街头艺术作为合法的替代媒体突显出来，引起人们对其他声音的关注。[“Wooster Collective”. Wooster Collective. Archived from the original on 2015–10–27. Retrieved 2015–10–27.]艺术家和粉丝在互联网上分享来自世界各地的街头艺术图片，极大地影响了街头艺术这一替代媒体形式的发育。 Streetsy.com和WoosterCollective.com等网站是最受欢迎的街头艺术分享网站。你可以看到这是极具感召力的直接行动模式；最重要的是，它所激发的公民参与和由此形成的联合力量。这些都是泼墨所远不能及的。泼墨等个人行为艺术并非无效，但如果不能引发联合行动，只能成为一个会迅速过时的符号。6、表演表演也是媒体？当然是。作为替代媒体的表演使用戏剧、歌曲和表演艺术作为吸引观众和促进社会议程的手段。表演艺术是一种前卫艺术形式，通常使用现场表演来挑战传统形式的视觉艺术。它的运作是“戏剧的对立面，挑战正统的艺术形式和文化规范”。从达达派和超现实主义到后极简主义的社会和文化运动中，表演艺术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环境。虽然表演艺术通常被归为高级艺术，但街头戏剧通常以草根方式运作，利用当地社区进行表演或对话。它可以作为一种抗议形式而存在，就像致力于通过实验剧场改变社会权力等级的 Living Theatre 一样。7、音乐某些类型的音乐和音乐表演也可以归类为替代媒体。独立音乐是与商业唱片公司分开制作的音乐。采取的是颠覆性的声音和歌词。David Hesmondhalgh 教授将独立音乐的另类性质描述为“务实的后朋克公司网络”，对主要唱片公司所青睐的文化生产商业组织构成了重大的挑战。用艺术反抗 —— IYP 推荐一系列抵制监制保护隐私的歌曲，即 替代媒体，传播这些歌曲，将他们设为手机铃声，这就是一场权利运动。详见《一起听歌》。想想看，中国在上述这些方面都拥有哪些创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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